开篇之前，首先明确一下概念。这里的“南人”，大致上就是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的地区的居民。云贵高原明代之前仍属于’蛮夷之地”，四川则在战国末期就归化中原，地理上虽是南方，川人一般却不在南人之列，却似乎也不算北人。而这里所谓的北人，则主要指长江及四川以北的居民。
一、问题凸显于北宋，赵匡胤遗训：不可用南人
同是中国人，分什么南人北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伪话题吗？有道理，但这只是现代人的观念，历史上却不是这么回事。众所周知的例子，元朝将人民分为四等，南人比汉人还低一等，为最下等。歧视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元朝中叶，达官贵人们为炫耀身份，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是高丽女人，一是南人奴隶。高丽那时是附属国，每年都要把自己的美女进贡一批，供皇帝与贵族们享用。南人生性灵巧，女性善于刺绣，男性善于制作精美器具，时人谓之“巧儿”。“巧儿”们从小就从江南被掠买而来，被禁锢起来，为防止他们逃跑，有的甚至被击断下肢。这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印证了历史上南人地位的低下。
赵匡胤
事实上，稍稍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南人的被歧视源远流长。历史上华夏民族及其国家政权总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塞外的民族被称为“胡人”，南人则被称为“蛮夷”，都是受歧视的，只是朝代不同，程度各异罢了。最早的例子，当属孟子“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那句话，对南人的歧视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华夏一统，但打天下的皇帝都是北人，跟着打天下的又都是他们的乡党，这天下自然就是他们君臣一伙的，南人本事再大，也难跻身其间，能够做做下级官吏已经不易了。两汉时期实行所谓察举制度，“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豪门都是北人，南人即便做官，登上高位的也寥若晨星。唐代施行科举制度，政治上开明了一些，但门阀制度余威尚存，南人考取进士先难，能够进入权力高层就更难，尽人皆知的成功例子，也就一个闽人张九龄。张九龄在朝奏中自称“岭海孤贱”，是自谦之词，但确反映出其时南人政治上的劣势，而且这种歧视越往南便越明显。直到赵宋王朝建立，这种对南人歧视不但仍然明白无误的存在。
孟子
但这种歧视似乎一直是一种潜规则，没有什么明文规定的。进入10世纪，建立了北宋王朝的赵匡胤第一个把南人问题提了出来。赵匡胤明确诏告子孙：“不可用南人。”作为遗训，要子孙永世尊奉，也就是坚决不让南人进入权力中枢。难道到了10世纪，历史反而倒退，南人的被歧视反而加剧了？非也！实际上恰恰说明，经历了上千年漫长岁月的磨合与融合，南人进入国家政权中枢已是历史趋势，赵匡胤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个趋势，采取了固有的保守的态度。继位的赵匡义也一样将南人拒之门外。赵匡义驾崩，真宗赵恒继位，北人依旧站满朝堂。
赵匡胤
事实上鄙视南人的不止皇帝一人，而是一种社会风气。北人对南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认为南人“轻巧”、“轻易”甚至“狡险”。这种观念贯穿北宋百余年历史，直至南宋仍然余绪尚存。即便一些以正直公允名垂青史的北宋大臣，如寇准，就公开贬低南人为“南方下国人”；司马光则直言不讳地对神宗皇帝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以此为据反对王安石当政。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何谓“轻易”？其含义并非“简单容易”之意，是相对于“厚重”而言的。这种对人的品质的品评，当源于古人对钱币质量的评价。古人交易使用铜钱，若铜钱厚而重，私铸无利可图，自然“钱重货轻”，可以通行无阻，长期使用，不会贬值；反之，轻而易携带，私铸有利可图，假钱就会泛滥成灾，就会“钱轻货重”，钱就不再值钱，甚至不再是钱。移用到的人，“厚重”就是诚实、可靠。以“厚重少文”闻名历史的汉代周勃，忠诚、宽厚、稳重、谦让，甚至不无木讷。与之相反，“轻易”就是虚伪、奸巧。“轻易”再发展一步，便成“狡险”。鲁迅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又说：“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这个“狡”，就是“狡诈”、“狡险”，都属于“轻易”的范畴了。
然而，经历了上千年的南北交融，南人北人各方面的的差异日趋缩小，文化上的认同早已趋于一致，而历史的天平则不断在南人一边加码。南北朝时期的衣冠南渡，北方大批文化精英迁徙到江南，南方一度取代北方成为汉民族的文化中心。残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相对安定，也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到赵宋王朝建立初期，江南地区不但是国家不可或缺的粮仓，还是国家人才的重要源流，大批南人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进入官场，并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地向权力中枢迈进。半壁江山，济济多士，一味地摈斥不用，行得通吗？
赵匡胤兄弟之后的真宗朝，聪明的南人还是从一个很小的缝隙开始，撬开了皇权的大门。
二、真宗朝，南人开始跻身朝堂，拉开执政的序幕
事情还得从真宗即位那几天说起。赵匡义驾崩，真宗即位，头件事照例是免租税、赦罪囚，虽然是虚应故事，却是他登上皇位的第一把火，心中不免盼望着歌颂之声。一班臣僚却只是闷头不响，以耿直自命。此时有个叫王钦若的南人，一个进士出身、负责赋税事物的小京官，虽然远离皇帝，却像钻进皇帝肚子里的蛔虫，不失时机地写出一通表章，记述了真宗免除逋欠千余万、释罪囚三千余人的事迹，请付史馆，以永垂史册。真宗心里很受用，表面上谦虚道：“这事儿本是先帝要办的，我不过奉遗命执行罢了”，却很快提拔王钦若为知制诰，也就是专为皇帝草拟圣旨的贴身秘书。
王钦若于是成为宋代第一个走近皇帝的南人。
王钦若，新喻（今江西新余）人，“状貌短小，项有附疣，”也就是身量瘦小，脖子上吊着块疙疙瘩瘩的瘰疬，可谓相貌丑陋，然而“智数超人”，“性倾巧，敢为矫诞”。接触时间不长，他就大获真宗好感，真宗对他简直亲如手足，每见到他，都抑制不住地喜上眉梢，每次给他加了官，还要笑眯眯亲切地问：“爱卿，这下该满意了吧？”王钦若做事出轨真宗也不责怪。比如王钦若上朝奏事，总是怀揣数纸奏章，看风使舵，该拿哪张拿哪张；走出朝堂后，再按自己的意思，拿出相近的另一张，付之实施。有一次，有朝臣在朝堂当面揭露：“为什么不把你怀里的奏章都拿出来？”真宗皇帝明明听见，却装聋作哑。
王钦若步步高升，照例要引荐他的乡党，于是又有几个南人相继走到真宗身边。这几个人个个聪明绝顶，一个比一个会讨皇帝的喜欢，于是真宗头脑里的“祖宗遗训”也就在不觉间化为乌有了。景德二年（），有两位名噪一时的少年学子受到真宗皇帝注意，特意亲自为他们举行了一次考试。这二位少年士子，一位是江南抚州的晏殊，年方十四，一位是大名府的姜盖，年方十二。考试结果，晏殊明显优于姜盖，但宰相寇准偏偏要把晏殊排在后边。寇准一向厌恶南人，说他们“轻巧”，每逢科举，都要尽力排抑南人，尤其反对南人做状元，公开宣称：“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每次把可能做状元的南人打下去，寇准都要沾沾自喜地对同僚们炫耀道：“这回又为咱们中原夺得一个状元!”这次寇准又搬出老黄历，要把晏殊打下去。但真宗却说：“朝廷取士，唯才是求，四海一家，无关远近，如前代张九龄等人，何尝因为出自僻陋之地而被弃置呢！”毅然赐晏殊进士出身，而姜盖只给了个“同学究出身”。
然而传统势力仍是强大的，几个南人离皇帝再近，终属“一小撮”，北人就不给他们好脸看。这几个南人自然而然抱成一团，来往密切，在北人看来就有些“踪迹诡异”，称他们为“五鬼”。
“五鬼”却也不是好惹的，北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厉害。
王钦若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得不断把头顶和身边的竞争者打下去，他是政治斗争的高手，整人不露痕迹，甚至不失长者风度。一次，真宗皇帝问他：“群臣中谁是长者？”王钦若说：“要说长者，谁也比不过赵安仁啊!”真宗问：“何以见得？”回答说：“安仁曾被前朝宰相沈义伦赏识，至今不忘恩德，想尽一切办法报答。”真宗马上沉下脸来。原来沈义伦在真宗做太子时得罪过真宗，真宗一直耿耿于怀；王钦若看到赵安仁很受信任，明摆着是自己的升官的绊脚石，于是轻轻一句赞扬之辞，便把这个对手从皇帝身边踢了出去，自己取而代之。
王钦若担任次相后，首相是寇准。景德元年（），辽兵大举入侵，王钦若立即表现出对真宗皇帝亲如骨肉的关爱，力劝真宗从开封撤退到金陵。倔强爽直的寇准则力主抗战，他煞费苦心把王钦若从真宗身边支走，生拉硬拽，把真宗推到抗战最前线；由于士气大受鼓舞，一战取胜，促成了“澶渊之盟”，造就了宋辽两国上百年的盟好。这是寇准的一大功劳，真宗皇帝由此也更加信任寇准。王钦若对此十分忌恨。一日朝会，寇准先离开，真宗目送着寇准的背影，恋恋不舍的样子。王钦若走到真宗身边，低声问：“陛下这么敬畏寇准，以为他是功臣吧？”真宗说：“是呀！”王钦若愤愤道：“寇准不顾陛下安危，孤注一掷，硬把陛下推到前线，陛下分明做了寇准最后的赌注，多么危险！再说，咱们签的和约算什么？分明是城下之盟，是陛下的耻辱呀！”几句话说得真宗心灰意冷，对寇准的信任一下子消失殆尽，不久就罢掉了寇准的宰相，改任王旦。
真宗是个好大喜功的主子，征辽之功被否定，一连多日心灰意冷，意气萧索，就向王钦若征求对策：“现在该怎么办？”王钦若说：“陛下不想用兵，又要镇服四海，威慑戎狄，就只有封禅了。”又以古人“神道设教”的做法诱导真宗，于是真宗便开始了封泰山、祀后土、建宫观等一系列大型活动，也就是要借神仙神化自己。为了不让宰相王旦阻挠，真宗送给王旦一坛酒，嘱咐王旦拿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回家打开酒瓶，竟是一罐子珍珠。王旦是直臣，但面对皇帝的“贿赂”，他只好沉默，后来还违心地参与到封神活动，铸成终身的遗憾。
于是，作为治国方针，一场浩大的运动渐次展开。王钦若是封禅的礼仪使，整个活动的导演。这导演没有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先演了一场动人的序幕。先是真宗皇帝声称，某日黄昏，金甲天神突然降临身旁，说要赏赐他天书一卷，就放在泰山，请他派人去取。不几天王钦若便奏报：有泰山工匠在醴泉边的林木上发现悬挂着的一卷天书。于是大张旗鼓逢迎泰山天书，真宗两次膜拜接受，定是日为“天庆节”。惊天动地的封禅即此开始。紧接着的祀后土（地在汾阴，今山西万荣境内），更是动用人力物力更大，仅负传递文书的兵卒就达到八千多人。几座大型宫观也相继开工。规模最大的玉清昭应宫，原计算需时十五年，经过数万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仅用七年完成，总计二千七百一十区，三千六百一十楹；木料多是由南方运来，以楠木居多。宋朝的国库本来是充足的，经过这一番折腾，消耗殆尽。
吊诡的是，扳倒王钦若的人，竟是王钦若引荐的丁谓。丁谓，长洲（今苏州）人，猴形斜眼，相貌丑陋，但才智超人，可以谈笑为诗，绘画、博弈、音律，无不洞晓，还有过目不忘之誉。在担任地方官期间，他敢作敢为，凡所经划，遂成定制，不可改易。他千方百计巴结王钦若，经王钦若推荐，成为皇帝的近幸。但翅膀一硬，丁谓即抛弃了王钦若，利用真宗晚年生病后的一时糊涂，假传圣旨，不费吹灰之力把王钦若赶出京城，成了西京（洛阳）留守。王钦若是何等人，怎么甘于寂寞？他以有病需要到京城就医为由，屡次上奏请求回京。人有见面之情，只要他回去，就能面见皇帝，就能东山再起。丁谓打发人对王钦若说：“皇上几次念叨你，很想见见你，你就回来吧。”王钦若回京，丁谓却立即上奏：“王钦若擅离职守，目无皇上。”真宗派人调查，钦若“惶恐伏罪”。宋朝律令，地方官擅离职守是违法的，于是贬官，连钦若的儿子和河南的地方官也一并受到责罚。
寇准二次入相，丁谓是次相，班子中人，对寇准敬畏有加。一天，中书省吃午饭，寇准的胡须上沾了些羹汁，丁谓见状，急忙凑过去，拿出丝巾小心翼翼替寇准把胡须揩净。寇准讨厌这种巴结奉承，笑着问：“堂堂国家大臣，咋给长官擦胡须呢？”丁谓惭愧得无地自容，由此记恨寇准，立誓报仇。后来真宗皇帝发病，意识不清，言语混乱，丁谓假传圣旨，于天禧四年（）将寇准贬黜，而且一连三贬，最后给流放到雷州（地在今雷州半岛），最终死在那里。丁谓还暗中吩咐党羽，要将寇准害死在流放路上。有人问：“人们议论起来该怎么办呢？”丁谓说：“不过就是好事者写传记时，多一句‘天下惜之’罢了！”
次年，以王曾为首的几个大臣反戈一击，丁谓这枚钉子被拔掉，被流放到崖州（今海南省）。这是一种不是无期徒刑的无期徒刑，按常规只能老死崖州了。但这个人却有奇谋。他写了封家信，让人交给某京官，而且一定要在这个京官与同僚会见的场合交付，请这个京官转交他家。实际上正如丁谓所料，因为是犯官的来信，这个官员岂敢隐匿，马上将信交给了皇帝。仁宗皇帝看了这封家信，上边写满了感谢国恩思念皇上和惭愧自责的话，真宗不禁怜悯起来，于是网开一面，将丁谓安置到雷州。景佑二年，丁谓寿终正寝。时任宰相的王曾听说，感慨道：“此人智数，不可估测，流放到海外还能用诈谋回来，若不死，过几年未必不会再受重用，那天下之不幸就大了！”
以王钦若、丁谓打头阵的南人，正是凭借过人的聪明与智慧撬开了皇权的大门，以诈术开创了南人从政的新局面。然而，这充其量只是初露锋芒，在北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在施展一番拳脚后，最终还是偃旗息鼓，败下阵来。南人要倒转乾坤，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历史的机遇。历史的天平又一次偏向南人，那便是王安石变法。
五、南宋朝是南人天下，南人北人乾坤倒转
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匹马渡江，在风雨飘摇中建立了南宋政权。南宋朝的文臣自然南人居多，冲锋陷阵的武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则是不得不用的北人，连他们麾下的将士也以北人为主。依赖这几个武将的浴血奋战，拓疆开土，南宋王朝的天下才得奠定。偏安江南一隅的赵家皇帝痛定思痛，不免想起“不可用南人”的祖训，于是便跃跃欲试地想叫北人“复辟”。宋高宗赵构曾经两次启用赵鼎为相。赵鼎，闻喜(今属山西)人，他忠诚正直，沉稳老练，处理棘手的军国大事能恰到好处，几个桀骜不驯的大将对他也都心悦诚服。赵鼎二次入相后，连进四官，宠幸空前，高宗把组建宰相班底的决定权也交给了他，次相秦桧的去留也由他决定。赵鼎完全可以趁此机会将秦桧打下去，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他竟轻轻放过了这条恶狼，把他留在了身边。半年后秦桧便策动党羽群起而攻，把赵鼎打了下去。秦桧忌恨赵鼎的威信，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将赵鼎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到崖州（今海南省），还不时打探他死了没有。赵鼎怕连累子孙，绝食自杀。鲁迅说，“厚重之弊也愚”，赵鼎就是犯了“愚”的错误。
岳飞
秦桧，江宁（今南京）人，史书上说他“性阴险如崖阱，深阻不可测”，不但“狡险”，而且将邪恶的权力术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他的权力术的基本要义有两点：一是要树立一己威权，就必须铲尽天下大大小小的权威，天下权威越少，他的权威就越大；二是只有控制舆论，才能控制人心，才能控制政权。他两次任相，共计十九年；每次该到下台时，就嗾使党羽连上颂扬奏章，大造舆论，蒙蔽皇帝。在他的安排下，党羽们天天“歌颂太平中兴圣治之美”，为他大树特树；又派数百名便衣侦探游走于市井之间，听到不满的言论，“即捕送大理狱杀之”。为了将自己的权威树立到空前的高度，他嫉害身边以及社会上所有的权威，先是将赵鼎及别的宰相赶走，接着便演出了将抗金将领岳飞迫害致死的那出历史大戏，又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大将罢黜，凡是有威望的文臣武将被他扫除得一干二净。“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他不准臣僚议论朝政，“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于是“谏官略无敢言其非者”；甚至“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必斥逐之”。尽管赃吏跋扈飞扬，百姓流离失所，饿死成千上万，秦桧的权威的权威却越来越大，最后连高宗皇帝对他也无可奈何了，只好耐心地等到他寿终正寝，才算了他的老账。
隆兴元年（），孝宗皇帝即位，再次有了重用北人的想法，但马上遭到群臣反对。起居舍人王稽中上奏说：“陛下留意北人，然北人皆负陛下。”例举事实，言之凿凿。孝宗只好老老实实因循其旧。这时南人北人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再是“南人不可用”，而是“北人不可用”了。
但“北忠南奸”的观念似乎根深蒂固，北人既然不能用了，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把南方再进行一次划分，以江淮为北，福建为南，以江淮人为北人，福建人为南人。淳熙九年（），成都缺帅，左丞相王淮推荐了一个福建人。孝宗问：“这个人不是闽人吗？”言下颇有不屑之意。王淮解释说：“陛下若认为福建出过章惇、吕惠卿，闽人不可用，那福建不是还出过曾公亮、蔡襄吗？如果认为江浙多名臣，那不是也出过丁谓、王钦若吗？”言之有理，孝宗点头称是。从秦桧到韩侂周再到贾似道，南宋朝一直是南人的天下，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武将之后，带兵的将帅也以南人为主了。
结语
综上所述，宋朝三百余年间南人与北人的斗争似乎同时也是小人与君子的斗争，叙述南人北人的此消彼长，似乎是在叙述一部宋代的忠奸斗争史，似乎是在刻意地贬低南人。然而如果由此得出南人奸邪北人忠正的结论，岂不荒谬！南宋也罢，北宋也罢，终究只是历史的一个阶段，不能代表整个历史。
历史充满了必然，也充满了偶然。伴随着赵宋王朝三百余年间忠正与奸邪的斗争，伴生出南北势力的此消彼长，应该说既有必然的一面。也有偶然的一面。必然一面在于：经历了数千年南北文化的交融，南人进入国家权力中枢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偶然一面在于：南人第一次大规模登上国家政治舞台的带头兵，恰是几个德不称才的小人，由他们同恶相继，不断援引的也只能是臭气相投的同类，南人中的大量忠正之士也就不得显身。其实，即便不用南人，赵宋王朝也一样要灭亡的，南人也许促进了这个过程，但也许迟延了这个过程，谁能说得清呢？我们倒是应该记住司马光的一句话。司马光在和神宗皇帝讨论用人之道时说：“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德不称才，又无人能从旁予以钳制，正是蔡京、秦桧之流能够隳乱朝政的主要原因。
到了明代，历史再次给予南人机会，担任国家要职的一直以南人为主，北人只是陪衬。便是朝臣间水火不容的“党争”，也只是南人之间的斗争，与北人干系不大。两个影响最大的宰相——力挽颓局的张居正和阴险狡诈的严嵩，也都是南人。明朝本来就是以南方为基地统一北方的，建国伊始就由南人当政，正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时，朝廷不但不歧视南人，而是倒过来有些鄙薄北人，历次会试录取的进士总是以南人占大多数，北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有一次，仁宗皇帝与内阁大臣杨士奇讨论科举的利弊，身为南人的杨士奇，针对历次会试录取进士总是南人居多的情况，建议道：“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朱元璋的孙子）不屑道：“北人学问，不逮南人。”杨士奇说：“长才大器，多出北方，岂但南人可用也。”表现出了“人不分南北”的胸襟。讨论结果，形成一个制度：在举子们应试的试卷糊名后，须将自己是南人还是北人标识于卷首，南人的写个“南”字，北人的写个“北”字，进士的名额则按“北四十，南六十”的比例分配。这个制度很快执行，并贯穿了明代的历史。北人士子虽然明白处于劣势，但总算有了一定地盘，算是给足了面子。应该说，到了明朝，南人北人已经进一步交融为一体，人们头脑中的地域观念也已经很少存在了。
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至今百年，中国政治主沉浮的人物除了一个短暂的袁世凯，其他大都是南人。与历史不同处在于，头顶没了皇帝，这百年来执政者没有了最高一层限制，权力之大，比昔日在皇帝手下的日子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真不知扩大了不知多少倍。对这百年历史，或者已有公论，或者将有公论，但总之不会以南人北人谁优谁劣为论题吧！南人北人，本来只是一个历史层面的话题，若有什么值得记取的结论，那还是司马光那句话：“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从旁制之”。缺少忠直之士的牵制和人民的监督，不论南人北人，建功立业都只能是暂时的偶然的，从长远看，只会酿成历史的悲剧——这似乎是个没有争议的结论吧！
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