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班延误治理有复杂性
□本报评论员肖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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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下半年将在全行业开展航班延误专项治理工作，主要针对延误后航空公司服务不到位、乘客上机等候时间过长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治理。对于民众普遍关心的航班延误问题，民航局也表示，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随着近年来航运需求快速增长，运量与空域资源矛盾日益明显。群众对航班延误关注度提高。
解决航空运输存在的问题，规范航空运输秩序，提升相关服务，这样的行动为人乐见，但航空相比其他交通运输方式，有其特殊性，就延误治理来讲，其实也有其复杂性。
民航局表示：“发生大面积航班延误，责任在机场。”美国航空数据站FlightStats的最新数据似乎也证明了这点。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6月的准点率分别为18%、28%，在世界35大机场中包揽末两位。不过就连以高效和快速周转闻名的香港机场，也只排在29位，准点率仅有64%。其实很多时候航班延误确实是天公不作美。完全让机场“顶雷”，未免有失偏颇。除了偶发性极端天气，春季的沙尘，冬季的大雾和目前频发的雷雨就是“老面孔”了。对于这几位季节性“常客”，需要从航班时刻安排和飞机运行调度两方面未雨绸缪。
至于“发生小范围航班延误，责任在航空公司”，结论也不妥。除去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延误情况基本集中在起飞前等待和落地前盘旋期间，原因无非是天气或航空管制。另据东航总裁刘邵勇透露，我国60%的客流量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大机场。这意味着一旦这四个机场出现延误，都可能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
延误4小时以上，因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民航局将考虑取消该航班本航季时刻。先不论“重大社会影响”如何界定，这样的处理很可能加剧航空公司两级分化的局面。不同于三大航空巨头，取消一两个航班，对于规模较小的航空公司，处罚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
航空管制也是中国民航面临的重要问题。空管局工会主席苏玲指出，目前我国空域民航使用范围仅有2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85%。空管局局长王利亚表示，现行的中国航路航线络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如今已严重不适应民航业现状。
因其自身性质，民航业面临一系列独特的挑战，包括高昂的设备、错综的规章、油价的影响以及*策的限制等。除此之外，无论天气状况如何，民航还易受到户外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的影响。也正由于原因复杂，尤需多方考虑、缜密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