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文稿?晋商研究-26》晋商与晋商精神孔祥毅
由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五校共同发起的“实践家教育集团”的中道学院，跨越全球八大区域，汇集60位中西顶级为渴望领跑华商的优秀企业家“建一个圈、立一个道场、创一个智库、铸一个平台”，帮助企业重回中道，走向巅峰，作者应邀于年7月27日在平遥县麒麟阁做《晋商与晋商精神》讲座。下面是在中道学院讲座的提纲。
一、从中国商祖出山西说起
古人建都，天地交通，王者居中。中土之国，就是“中国”。“中国”形成的物化标志是陶寺圭尺的出土。
“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中国古代圣贤尧、舜、禹起于陶唐，最早的商业活动发生于陶唐，舜帝是华夏商祖。
商代，晋阳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不少城市，特别是封国和方国的封地中心，“比如今长治市西南、榆社、介休西南、太原南部、平陆县北、石楼县，都为商人们开辟了市场。此外，部落酋长的驻地和商王朝在山西统辖范围以外的周边部族，也是商人的贸易之地。他们用珠玉、饰品、食盐、织物、牲畜、毛皮以及奴隶等进行交易；酒不仅是当时社会上层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且也是社会下层普遍需求的商品。当时有所谓“屠畜易酒”之说，这大概指的是一般平民。”[1]因为晋阳地区始终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叉地带，这对商品交换流通影响很大。由于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物的物品种类由宽泛变得简约，在晋阳及其周边地区有当地农具铲子，有打仗或者自卫用的刀，有纺轮，也有来自海边的装饰品海贝，海贝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兽骨、玉石磨制骨贝、石贝，青铜出现以后，就用青铜仿制海贝。年山西考古工作者在保德县林遮峪商代墓葬中发掘出铜贝枚，海贝枚。证明商代在晋阳地区已经开始使用了铜铸币。
商人和商业，起始于商地的一个原始部落。始祖名契，黄帝的四代孙，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亳（商）。契的六世孙王亥发明了牛车，驯服牛用以挽车，“肇牵车牛远服贾”。公元前年，王亥的六世孙汤，率商部落灭夏，史称商朝。周灭商以后，因殷商之人善于从事商品贸易，周公允许商之遗民继续做买卖。“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诗经）。后来人们将从事这种商品交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这个行业称为商业。二、货通天下山西地处中原农耕与北方游牧的民族接壌地区，被“边墙”（万里长城）隔开，从西汉到明代，无论是和平或战争时期，“边贸”始终没有停止。
（一）边贸是山西人的传统
周初，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国候，当时周成王要求叔虞在唐地要“启以夏*，疆以戎索”，又因为唐地系民族杂居地区，应当按照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来分配牧地。唐叔虞按照中央*府的要求制定的施*方针，既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时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中央的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周朝的*治经济*策。由此晋国孕育出*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管理理念。战国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的范蠡，后来弃*经商，成为巨富，三次分散财富于人，三次致富，称为陶朱公。但是范蠡经商曾向计然讨教，计然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理念影响了范蠡，范蠡则发展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不过有人说计然是晋国公子，有人说计然不是人名，而是计而然之。大商人白圭，《史记》说他是魏国人，但是太原徐沟白氏族谱，记载白圭是他们的祖先，距徐沟不远就有祁县白圭镇，白圭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等商业经营艺术。不管计然、白圭是不是古晋阳人，唐晋遗风绵延流长，始终是历代晋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化程度提高，晋阳地区经济富庶，手工业发达，很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进入市场，加上汾河与黄河水上交通，商业空前繁荣。晋文公（公元前－前年）登基时，把百工和商贾纳入*府管理之列，使之成为官工和官商，即所谓“工商食官”，制订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策[2]，即减轻商税，除盗安民，商旅沿途往来安全。随着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废弃，自由商人大批出现。《史记·赵世家》记载：上*“有城市邑十七”。在这些城邑里，一般“列市成行，店铺林立”，牲畜也在交易之列。（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辑)。在晋阳以北以西地区，农牧相杂或以牧为主，以游牧狩猎为业的戎狄民族，不仅用牲畜和畜产品与商人进行贸易，而且“贵货易土”，连他们赖以发展畜牧业的草地和宅圃，有时也用来同商人交易，换取其所需物资。所以商人们在那里也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山西自古有“盐铁之饶”，凡经营盐铁的商人，都很快发迹。《国语·晋语》中提到这些暴发为巨富商人时曾这样记载：“夫晋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3]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今洪洞）、平阳（今临汾）陈西贾秦、翟(指陕西和西北戎狄民族)，北贾种、代(山西阳高和河北蔚县一带)。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温县）、轵（济源）西贾上*，北贾赵、中山。”可见晋阳地区确实已经成为中原商业枢纽。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以生产工具和其他实物作为媒介物越来越不方便，不易分割，不易携带，体积大，价值低，而铜的出现与运用，使商品交换的媒介物逐渐被青铜替代。前述年保德林遮峪商代（公元前－前年）墓葬铜贝出土，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比公元前多年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铸币早到年（公元前－年小亚细亚和希腊铸造金银币，是西方铸币之始）。古晋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山西考古专家朱华在他的《三晋货币》一书中说：“在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内出土空首布的地方还清理出一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于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陶范中还同时出土相当数量的空首布陶范和布首銎（qiong）内的范芯，空首布陶范中以范芯尤多，如一个4×4米的发掘方中范芯的堆积厚达60厘米，据多年来积累所得范芯估计约有数十万件。有的布范内还留有尚未取出的空首布。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当时铸造空首布的规模与数量是相当庞大的”。[4]这显然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造币厂，公元前5－8世纪的古晋国造币厂比欧洲出土的公元后3世纪罗马铸币工场早－年。贝币从殷商至春秋初行用较多，并经历了从真贝到铜贝的演变过程。铜贝行用约三四百年，东周初逐渐退出流通。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在古晋国出土春秋战国空首布的地点有太原、榆次、寿阳、侯马牛村、运城李店铺、稷山吴城等地；出土平首布的地点有太原瓜地沟、太原金胜、祁县下王、交城、汾阳、高平箭头、阳高天桥、原平武彦、陵川、天镇、盂县洪塘、盂县东固、盂县南村、夏县司马、洪洞师士、朔县沙楞、襄汾小赵、运城西袁庄、屯留、代县沱阳、浮山大邢、山阴、翼城上吴、侯马、朔县北旺庄、黎城、繁峙牛村、夏县、怀仁、平陆、大寨、忻州、朔县秋寺院、定襄南关、右玉梁家油坊、左云、灵丘、五台、忻县、万荣西解、永济薛家岩、芮城城南等地；出土刀币的有交城、山阴故驿、永济薛家岩、高平箭头、原平武彦、朔县沙楞、盂县南村、浑源、神池、怀仁、右玉梁家油坊、左云等地；出土圆钱地地点有闻喜苍底、侯马东门外、侯马、翼城上吴等等。晋阳地区出土布币的文字大体上有：晋阳（太原晋源）、甘丹（邯郸西南）、榆即（榆次境内）、兹氏（汾阳境内）、蔺（离石西）、离石（离石西）、平匋（文水平陶）、文阳（文水境内）、肤虑（五台古城）、中阳（中阳境内）、西都（孝义境内）、平州（介休境内）、寿阴（寿阳境内）、北兹（汾阳北）、新城（朔县南）、藿人（繁峙境内）、阳曲（阳曲境内）、辛城（朔县南）、处奴(太原郊区)、隰城(隰县)、土匀（石楼）、阳邑（太谷阳邑）、祁(祁县古县)、中都（平遥中都）、邬（介休邬城）、乌疋（介休邬城）、鄩氏(沁水端氏)、平阳（临汾西南）、长子（长子西）、露（潞城东北）、屯留（屯留县南）、涅（武乡故城）、同是（沁县西南）、高都（晋城高都）、襄垣（襄垣县北）、莆子（蒲县略东村）、奇氏（临猗境内）北曲（吉县北）、皮氏（河津太阳）、虞阳（平陆县北）、霍（霍县北）、安邑（夏县禹王城）、蒲反（永济蒲州城）、垣（垣曲县北）等等。属于三晋货币的还有很多在当时赵、魏、韩的货币在今河北、内蒙古、河南、陕西铸造者有20处，还有现在尚未能辨认的货币铸造地约32处。[5]最精美的布币是晋阳布，如图所示。公元前—前年，晋国公卿大夫赵简子执*时，铸有耸肩大尖足布、小布和类圆足布，币文“晋易”即晋阳，此币在山西原平、阳高县等均有出土，形如铲，是接近器物原状的早期货币，耸肩尖足小布，铸有“晋易半”三字是大尖布的一半，这是中国最早的主币与辅币之分。
（二）秦汉中原商业的北拓
秦国时期，建立了太原郡，郡治设在晋阳，秦统一了币制，“半两”钱在山西河津县、安泽县、榆次市均有出土。汉高祖六年（公元前年），为了防御匈奴南下，高祖刘邦改太原郡为韩国，都城设在晋阳，封韩信为行王，坐镇北方。公元前年，又把雁北和太原郡划在一起，称为代国，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晋阳又成为代国的都城。公元前年（汉高后八年）吕后去世，周勃等人拥戴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刘恒苦心经营的晋阳，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北方商业中心，农业也很发达，手工业水平很高，能造耀眼夺目的钢镜、铁镜等商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太原郡“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县二十一”。当时，在今天的山西境内有万余人，可见其中有近30%的人口生活在太原地区。从晋阳城创建，经秦到两汉时代，这个时期是古晋阳的又一个兴旺时期。虽然汉民族与匈奴时有战争发生，但因为地理关系，晋人出塞与匈奴进行贸易很频繁，多在边关进行，称为“关市”。《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聂翁壹“以财雄边”，他除经营大牧群外，还和匈奴进行走私贸易，聂翁壹的后代张辽，也与匈奴勾结进行走私贸易，谋取厚利。张辽曾经通过边地贸易，为曹魏筹集军饷。除了“关市”以外，还有一种市易叫“军市”，即沿边驻军和军屯之地，都有小型市集。“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勾注”。[6]勾注即雁门山，就设有军市，通过商人贩运货物，补充军用物质。与北边游牧民族和边防驻军的贸易，始终是古晋阳商贸发展的一个特点。西汉以来，潞、泽栽桑养蚕、缫丝织帛已很普遍，使山西得以用丝绸对外易货，除有少数山西商人经“丝绸之路”西去做丝绸买卖外，多半是西域商人来山西交易，间或有欧洲商人前来，各地多留有他们的足迹。《中国交通史料汇编》曾记有：“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现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教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三代皇帝，时值我国西汉末、东汉初。当时，灵石为山西古代三大都会之一，是来往于晋阳，洛阳、长安之间的要冲。灵石出土外币说明那时外商是假“丝绸之路”之便而来到山西的。与此同时，北越长城，途经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商路，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的另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这从西伯利亚和山西境内发掘的青铜器、以及太原通往蒙、俄边境和林的路上挖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可以得到证明。（山西卫视农网，年8月10日）两汉时期，晋阳地区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除了盐铁及其它日用品外，粮食也经汾河、黄河漕运长安。《汉书》卷七十六载：“霍光秉*，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7]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城市商业管理已经显得十分重要。
（三）北魏北齐的商业贸易
西晋（公元－年）以后，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前，战乱不停，冲击农耕，商业凋敝。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公元年）以后，社会稳定，商品交换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而趋于活跃，除与南朝通商外，还恢复陆上丝路贸易。随着佛教交流活动的发展而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提到，在今吐鲁番、西宁、太原等地，均先后发现过四世纪以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即为佐证。在北齐（公元－年），晋阳城是各地物资集散地，大量的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易，与国内以致西域诸国贸易往来。甚至城内出现了依靠租赁店铺而获取利润的人。当时，中亚、西亚人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晋阳地区进行贸易。*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便利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年7月9日，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隋代虞弘墓，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证，虞弘的祖先出自西域，他从其父起就已经转变为或者依附于一个柔然的部落，成为柔然手下的官员，曾出使波斯和吐谷浑，北齐时作为使节来到中原。不久柔然王朝被高车族灭亡后启用了他，随后又在北周、隋朝受到重用，临终前为隋朝的仪同三司，封爵广兴县开国伯，食邑达到了六百多户之多。在他59岁时，死在了晋阳城，选择太原作为归宿之所。虞弘在年前后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由于职能特殊，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这就是虞弘。[8]在虞弘墓出土地5公里外的太原市王家峰，有一位北齐将军徐显秀的墓，墓内壁画墓主人仪仗队中也有胡人形象。太原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晋阳向西与灵州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天然的地理优势，晋阳地区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晋阳地区始终参与了与西域文明大交融，特别是素有“古代世界商贩”的中亚粟特人的络绎而至，带来了异域的物产、风俗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晋阳商业文化多民族融合的特点。
（四）隋唐商业与票据萌芽
公元年杨坚灭周建立隋朝，封次子杨广为晋王，镇守太原郡，驻扎晋阳。杨广后来继承皇位称为隋炀帝，在北齐建筑的晋阳宫外筑起城墙名曰“新城”，后又在新城边筑一座“仓城”，重修了晋阳宫。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开皇元年(公元年)铸“五铢”钱，禁以前各种货币与私钱流通，史称开皇五铢，制作精良。公元年李渊父子灭隋，因其发样地晋阳是古唐国，祖父李虎又在南北朝时北周封为唐公，李渊继承这一爵位，故立国号为唐，晋阳是大唐帝国的发祥地，遂升为大总管府，领十三县。公元年改称“北都”，公元年再改为“北京”。唐王朝在晋阳不仅储备军用物质，又大修宫殿城池，贞观十一年（公元年）李世明派大将李勤在汾河东岸修建东城。后来女皇武则天派刺史崔神庆在在汾河之上建筑中城，形成了都城、东城、中城水上连城的北方最大的景观。晋阳规模宏伟，府库殷实，户丁雄盛，成为除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在李渊执*时的武德四年（公元年），实行货币改革，铸行“开元通宝”钱，废止了自汉武帝以来至隋朝通行的“五铢钱”。虽然钱的形状与前代相同，但不再以重量为名，标准钱改称“通宝”、“元宝”，加重的大钱称为“重宝”。这种制度一直沿用了多年。当时的晋阳交通四通八达，经济富庶，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是全国铸造货币的中心。铁制武器日臻完美，并州剪刀锋利无比，铁镜、铜镜盛誉全国。此外，晋阳硝石、葡萄酒都是当时的贡品。唐代的晋阳不仅城市繁华，而且文化荟萃，人才辈出。《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记载，唐人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公元年）至西海（即地中海），在坦罗斯战役后被俘，在大食（今阿拉伯）共十年，后被释放，从海路回到广州。他到过该国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属伊拉克），看到“梭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义懁、吕礼”。说明山西手工业在公元8世纪就已在阿拉伯国家传授技艺。公元年（唐玄宗天宝元年）改晋阳为北京，与首都长安及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据记载，当时的太原府“领县十三，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太原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通典》卷七说：唐代开元年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中国民间的借贷活动发展到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办理借贷活动的信用机构，谓之“质店”。到唐朝出现“柜坊”、“僦柜”、“寄附铺”等信用机构，这些办理信用业务的机构多是兼营，还不是专业金融机构。晋阳与晋阳人参与当时信用机构，史料亦有记载，比如存款于寺庙，《会昌解颐录·牛生》记载了柜坊的事：“牛生自河东赴举……至菩提寺，……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遇。”[9]晚唐晋中祁县人温庭筠（约公元－年），在他的《乾潠子》中《扶风宝乂（yi）》记载：“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乂见辄与钱财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乂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乂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以直出钱市之。书契日，亮与乂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黑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旦立致富矣。”[10]货币的借贷活动，空口无凭，需要立约为证，作为最早的最简单的信用工具借条（借据），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唐代出现了异地款项汇兑的票据——“飞钱”，作为当时北都或北京的太原，与长安之间飞钱当是可能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支票支取存款是不是最早在晋阳发生，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太平广记》卷引《唐逸史·尉迟敬德》一段故事耐人寻味。尉迟敬德（－年）山西朔州人，传说曾在太原打过铁，文中说：“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锻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公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左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中国著名的金融史专家彭信威评论说：“这帖或书帖大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支票，上面有付款数目，出帖日期，收款人姓名，出帖人署名，所和现代支票不同的，就是出于临时书写，而不是印好的空白格式。”[11]从公元－年七十多年间，晋阳古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几个王朝，轮番占领，经济凋敝。公元年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年派兵攻打北汉，年赵光义率兵攻取晋阳，放火焚烧晋阳城，第二年又引汾水灌了晋阳城废墟，先后几次将晋阳地区商民强迫迁往河南等地，很多人离开家园，失去土地，被迫走上了商途。
（五）宋代茶马互市
康基田：《晋乘搜略》卷二十第21册第64页：“仁宗天圣中，诏府州岢岚军省马，五岁已上十二岁已下，骨骼良善行者，悉纲送估马司及并州拣马司。庆历时出藏绢三万市马于府州。并州守以越界趋利輙请罢之。张若谷知并州，以为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蕃情，且中国得战马亟罢之则猜阻不安，奏复市如故，并州路置场和市。并州西边合河保德皆临河，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府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保德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和市，时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葁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原、羚角、硇沙、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惟私市硫磺、焰硝入外界禁例綦严。后西人侵耕屈野河地，合河对岸。即屈野河入黄之口，知并州庞籍谓：非绝其互市，则内侵不已；若互市不通，其国必归罪讹，庞年岁间然后可与计议，遂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而私贩不能止。申诏禁绝。既而麟州复奏夏人之请，乃令鬻铜锡以市马，而马入岁增，蕃情亦顺，并州之供输得少息矣。”“宋地理志，河东路……地有盐铁之饶，……朔方娄烦马之所出，岁增贸市，以充盐牧之用。”[12]在唐代对外贸易繁盛的基础上，宋代的对外经济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在北宋初期，曾规定与邻国贸易一律由*府进行，禁止民间擅自买卖，但“颇闻禁令不行”。二十年后不得不取消禁令，反过来还鼓励中外商人越界贩卖。虽然国内和边境时有战事。但“丝绸之路”的贸易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还有了一定的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比以前更加广泛。阿拉伯国家也曾先后40多次派来使节，以促进通好和贸易。随着手工业生产的继续发展，宋朝逐渐形成出口商品的王牌产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漆器，特别将丝绸和瓷器确定为对外贸易的法定品种，积极鼓励其生产。此时，山西丝织业又有了很大发展，潞、泽一带出现了家庭手工业专业户。而且其时机织生产与农业户已分开，织户多在城镇，农户则逐渐转向养蚕缫丝。其丝织品无论从产量、质量和花色品种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在对外支付方面，宋王朝规定，除使用金、银、铅、锡外，还可用杂色帛和粗瓷器作为支付手段，易回西域诸国的商品，这无疑是对丝织生产的一种鼓励。
（六）元代的山西边贸
元统一全国后，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实行了一些奖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步得以恢复，又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对外贸易的*策。由于驿站完备，交通通畅，商业活动更加频繁旺盛，经“丝绸之路”来中国的外国商人络绎不绝。山西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仍通过古老商道进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时从西方经陆路来中国的。他到过山西的太原、平阳（今临汾）和大同。在其行记中除介绍山西的繁荣商业和“养蚕业极为发达”外，还记述有不少晋商“自此发足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的事迹。经其宣传介绍，有更多的外国商人慕名逐利来到山西，使山西和外国之间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更加频繁。由于商务昌盛，本省所产丝绸已不敷输出之用。商人们还要从外地进货。这时输出的主要商品除丝绸外，还有布、纸张、瓷器、金银器和铜制品等。输入的商品仍大多是供上层社会人士享用的奢侈品。
（七）明隆庆议和后的蒙汉互市
明清中国发生商业革命。“隆正议和”在这场商业革命中的地位不能忽视。入明以后，由于交通的进一步发达和山西工商业的空前发展，促使晋商将更多的商品远销到国外，晋商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商帮。嘉靖以后，晋商中出现不少大的盐商和丝商。叶梦珠在《阅世篇》中写道：“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可见晋商已经超过徽商。他们的贩卖贸易不择手段、地点和商品种类，为追逐商业利润而奔走四方。把山西和全国各地的产品如丝绸、棉布、瓷器等通过海路输送海外，东到高丽（今朝鲜）、日本，南到印度和南洋各地，还在海口与葡萄牙、西班牙商人交易。但他们没有忘记“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继续把以丝绸为主的商品陆运西方。这时向中东各国所输出的商品种类已大大增多，甚至凤台县（今晋城市）大阳镇生产的缝衣针和绣花针也已大量出口，几乎进入了中东各国的每个家庭，并久负盛名。在晋东南流传了数百年的“大阳好钢针”民歌，是其生动的记实。
商业的昌盛，又转来刺激生产，省内出现了生产专门化的地区，如潞州（今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黎城、襄垣等县）的丝织业即是如此。当时在全国生产丝绸的专门化地区，有四川阆中和本省潞洲，潞丝和阆中蚕丝在国外同享盛誉。潞州营此业的家庭颇多，原料除来自本省外，还去江南和四川等地采集。盛时有织机1万3千余张，登机鸣杼者数千家。其产品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郭子章《蚕论》中有“西北之机潞最工”之说。当时所织丝绸五颜六色，洋洋大观，使阿拉伯和欧洲人对这五彩纷呈的闪闪发光的织物，惊羡不已。不过这种经“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山西和全国一样，都只维持到明末。到清初，山西蚕丝生产几遭灭顶之灾，只有长治、高平两县尚存织机不足两千，每年只能生产丝绸三千匹。
明隆庆四年(15)，影响后世的著名的隆庆议和改变了中国北方长期以来的蒙汉对抗。促成议和的两位重要人物均是晋商的子弟。一是王崇古（年—年）山西蒲州（永济）人，晋商王瑶之子，隆庆四年（）总督山西、宣大军务，力主与俺答汗议和互市；二是其外甥张四维（～），蒲州豪贾张允龄之子，时任吏部右侍郎，后为礼部尚书，内阁首辅。这一文一武甥舅二人分别对蒙古首领阿拉坦汗（—年，即俺答汗）和朝廷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时阿拉坦汗，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16世纪后期蒙古土默特部重要首领，是著名的*治家、军事家。游牧于呼和浩特地区，逐原察哈尔部于辽东，控制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地区，又征服青海，用兵西藏。汗妃三娘子（1—）在年俺答汗去世后主*掌兵达30年之久，约束各部与明朝和平通贡互市。明隆庆六年（)，与阿拉坦汗共同主持修建库库和屯城，皇帝赐名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为蒙汉和好通市贡献巨大。使茶马互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征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给茶户经纪者。”[13]商人每运茶斤，除交官茶50斤外，余50斤包括附茶共64斤，商人可自行销售。
（八）清代崛起的万里茶路
清初康熙皇帝征剿葛尔丹统一外蒙古后，康熙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继任的雍正皇帝与叶捷克琳娜继续发展中俄一茶叶为主的两国贸易，特别是在恰克图协定以后，很快形成了中俄万里茶路。1.蒙古（1）中原与蒙古互市初在长城关口。其中张家口（东口）和杀虎口（西口）是两个最重要的节点。张家口是著名的张库大道起点，一直延伸至恰克图、毛斯科洼（莫斯科）。张家口是最大的茶叶出口基地和皮毛集散地，被誉为“陆路商埠”、“皮都”。长城脚下的大境门内外，店铺林立，牛马驼成群，货物堆积如山。清入关前，后金与晋商的联系就比较多，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晋商传入关内的。“七大恨”是后金可汗努尔哈赤发布的讨明檄文。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正月，努尔哈赤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杀虎口位于山西西北角右玉县城西北，占地约四平方公里，分杀虎关、杀虎堡和栅子外三部分。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其中，形成一条长三千米、宽三百米的狭长走廊，河东西两侧，山岭相对，坡陡壁立，构成天然关隘。明九边中的绝塞。明代中后期，蒙古右翼鄂尔多斯及土默特部强盛，常常南侵明边。杀胡堡设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周二里，高三丈五尺。明万历四十三年（），于旧堡之南近关处另筑新堡一座。新旧两堡之间东西筑墙，设门为中关，实为二堡一关。明万历四十五年（年），杀虎口“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俺答互市点十处，“卜石兔部夷约五万有余，在大同德胜堡、杀胡堡、新平堡互市。”清初，漠南蒙古相继成为清朝藩属。康熙二十九年（1年），蒙古准噶尔部嘎尔丹叛乱，康熙亲征，三十五年（）归来，十二月初七駐杀虎口九龙桥西湾。“雍正十三年（），定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给商印票，兼满、汉、蒙三体文字”，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乾隆三十三年（年），定杀虎口、归化城交山西巡抚，商人“龙票”也到绥远城将军处领取。杀虎关初设时，年征关税正额1.3万两；乾隆中期增至两，正额外有溢额，盈余12余两，合余两。嘉庆二年（年）税额为两。极盛年解税银13万两。清后期，清*府杀虎口税关，征收东自山西天镇、西至陕西神木全部进出口关税。杀虎堡城内商人有摊贩、商店、旅店、邮*，也有采购、加工、贩运的店铺作坊等，约千家。店铺林立，集市繁荣，蒙汉商贾云集于此。设有户部抽分署、中军都司、协镇、驿传道、巡检司、副将、守备、千总署八大衙门。宫观寺庙50多座，住户达3户，近5万人。筑边墙，设有马市楼一座，下设暗门，门洞低狭，只可单身行旅徒步出入。驿站设官员2人，官马匹，兵丁名，喂马人20名。随着长城沿线杀虎口、张家口等关口汉蒙互市之后，内外蒙古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商业城市，如包头、多伦淖尔、满洲里、库伦东营、科布多等等。内蒙古地区有很多民谚传说商业城市的发展，如“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等等。山西太谷曹家在朝阳起家，后发展到陵水、凌源、沈阳、四平、长春等地，有个商号，涉及13行，有员工30多人，资本多万两。年7月1日山海关报告：东北沦陷后，有17万晋商由关外返回，仅占在东北晋商的三分之一。康熙年间，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祁县何太谷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在军中当厨夫服杂役，为军队采购日用品，经常出入边市，同蒙古人交易，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蒙人礼节习惯。当费扬古军西征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时，王相卿等以小商贩身份，肩挑货物随军贸易。后来在杀虎口开了“吉盛堂”店。后来发展成为大盛魁，总号在乌里亚苏台，后移至归化城。大盛魁是最大的旅蒙商，极盛时六七千员工，商队骆驼二万头，活动于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民间传说，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银元宝，从库伦铺到北京。经营砖茶，装茶箱子固定，一箱36块三六茶，专销张家口；一箱24块二四茶，专销归化、包头；一箱39块三九砖茶，运往外蒙乌里亚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出张家口向北达呼伦贝尔、东西伯利亚；出张家口向西北达库伦、恰克图、欧洲。出杀虎口向北达库伦、恰克图、欧洲；由库伦西行科布多进入新疆塔尔巴哈台；出杀虎口也可以向西北达包头、新疆塔尔巴哈台。晋商由北京经古北口到多伦淖尔，“多伦淖尔会盟”时，康熙皇帝还批准了蒙古王公关于蒙汉通商的要求，并派遣北京八家大商号到多伦淖尔开办分号。这些“从六品”的商人手持“龙票”、头戴顶戴，亦官亦商，很快带动了多伦的商业。这些“龙票商人”甚至随身带有清*府理藩院发给的手铐脚镣，遇有捣乱者，可以铐起来送到当地的王爷府惩处。由于蒙汉贸易利润丰厚，其他地区的商人也纷纷前往，多伦淖尔很快成为享誉中外的高原商埠。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达到18万之多，在册商户多家，其中以山西商户最多，仅正式注册的就有多家。多伦票号：长慎湧、大盛魁、义成谦、长盛川。（2）呼和浩特（古称归绥）。公元前年，赵武灵王在阴山下筑长城，设云中郡，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明隆庆六年()，蒙古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汗来丰州一带驻牧，统一了蒙古各地和漠南地区。万历九年(1)，俺答汗和三娘子在这里筑城，青砖砌墙。乾隆中期，清廷决定商人“龙票”的颁发机关由绥远城将军署领取，归绥城的地位提升，额定税收年白银16两。道光二十一年（年），实征银两。光绪十三年（年），征银两。归绥城有山西票号：大美玉、大德玉、义成谦、大德恒、大盛川、恒义隆、裕源永、大德通、长盛川、存义公、协成乾、长慎湧、崇义公、瑞生润、合盛元、大生玉、蔚丰厚；归绥城的山西钱庄有：东义源、协和成、谦益恒、谦益永、法中庸、德太和、义成德、瑞盛庆、谦恒永、永和号、复泉茂、万昌通、隆昌旺、大德生、达泉胜、蔚隆泰、开亨永、裕盛厚、泰和昌、聚义昌、德顺和、天生德、恒生昌、恒玉昌、谦益永、元享泰、义泰祥、元恒泰、双兴厚、义泰祥、元享泰、泰和昌、晋义祥、义丰祥、天享永、聚义恒、云集祥、恒玉昌、乾元通等。归绥城的山西账庄：中兴永、天顺昌、法如春。（3）包头城。清乾隆五年（年），萨拉齐开始建筑，设协理通判，是包头最早的行*建制。同治九年（1）包头修筑城墙，形成了近代包头的规模。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包头成为我国西北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和水旱码头。包头票号：大德恒，大德通，大盛川，大盛魁，裕盛源，裕源永；钱庄有：复盛公，源恒长，广顺长，广顺恒，宝昌玉，复聚恒，兴盛号，兴隆永，谦和诚，天兴恒广义贞，广恒源，宏义源，复信恒，懋和元，聚兴，广义和，兴隆长。银炉：复义和、天聚号、西盛公、崇集义、福元生巨川汇、宝聚西、聚兴全。2.新疆陕甘茶马，旧分五司。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清统一新疆后至乾隆五十二年（），每年输入官茶（包括“搭放兵饷”11万余斤）约为18万余封，90万余斤。嘉庆十年（5）至道光年间，每年输入官茶改为20万余封，余万斤。新疆规复后，实施以票代引。《新疆图志》记载，“旧发茶票三百五十张，南商改办晋茶，续发茶票一百五十张。伊犁创办公司，请发茶票三百五十张，常年销数”。又说：“昔承平之时，官茶引课咸属晋商，谓之晋茶。乱后流离，湘人遂专其利。”茶路也有了北道和南道两路。从张家口、归化城前往新疆的茶叶，部分由蒙古的骆驼队运输，部分由归化城商人自养的骆驼队运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德魁和天聚德。（1）奇台（古城）。明永乐十六()为准噶尔游牧地区。清乾隆三十八年（）建县，名“靖宁城”（今老奇台镇）。乾隆四十一年()设奇台县。光绪十五年（）由“靖宁城”迁入唐朝墩古城，亦名“古城”。当时古城有商号家，驼队4万余峰，有谚“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享有“金奇台”、“旱码头”的美誉。奇台县是晋商在新疆的大本营。晋商经呼和浩特、科布多、奇台到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2）今日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到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回疆南路八城，获利尤重。”（方士凎《东归日记》）进入古城前，有老西庙。老西庙原名“扎木次布那卜楞庙”，建于光绪七年（年），50年前，一度曾有门徒近百人。在前几年出版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老西庙的标识，现已破落。不过仍然还有人去旅游，寻找晋商遗迹。（3）迪化（乌鲁木齐）。准噶尔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旧为厄鲁特蒙古的游牧地。汉代西域都护府开始派兵在此屯田，隋代始有“互市”活动。新疆分别与苏联、蒙古、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五个国家接壤。乌鲁木齐与奇台、哈密、伊犁并称为新疆四大商埠。票号：蔚丰厚、蔚成亨。（4）伊宁、塔尔巴哈台。在奇台之外，在伊宁现在也能看到大量晋商遗迹。如伊宁市区内，当年有一个多人小村庄被称为“小祁县”，百分之80—90%说祁县话。新疆巴里坤县网友王鹏寻亲续家谱：爷爷王喜杰和其兄王喜侯带领骆驼队在新疆遭抢劫,王喜侯身亡,王喜杰定居巴里坤。60年代,王喜侯之子王明世来到巴里坤带走王喜侯的遗骨。后来寄一张一家四口照片。王明世当时在太原铁路。（5）今日塔城。年，清*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塔城成为新疆首次对外开放口岸。此后，俄商在塔城开洋行、办银行，商业网络延伸到乌苏、乌鲁木齐。俄侨涌入塔城置业，“自斜米至塔城道上，俄商驼铃不绝于途”。塔城对外贸易额占全新疆40%以上，成为名扬中亚、欧洲的繁华商埠。3.外蒙古（1）库伦（乌兰巴托）。晋商在库伦晋商始于清代。原为外蒙古的宗教、*治中心。最初晋商进入以后只允许在东营子做买卖，后来发展到甘丹寺和汗王宫附近。（2）乌兰巴托甘丹寺。库伦的票号有：大盛川。账局有：恒隆光。银号有：裕盛厚、宏盛。其他商号有：人和义、东富有、隆和玉、兴和公、人和厚、福来号、万盛京、隆顺玉、恒和义、万泰号、通兴义、通和号、隆昌玉、龙兴号、长兴厚、马生号、福坤财、义丰号、万通号、永泰公、长德泰、天聚德、聚丰恒、协和公、全聚德、桂兰财、福孔财。（3）乌兰巴托汗王宫。库伦茶商有：乾嘉年50多家，0多人。清后期多家，多人。乌兰巴托汗王宫有一口大钟，铭文讲到库伦晋商十二甲首敬心铸造新钟，以视对关帝圣君的诚敬之意。十二甲首是：源发乾、广全泰、义合德、义合忠、永茂盛、义合盛、元盛大、豫和昌、兴隆昌、源泉涌、万顺亿、？昌魁（原文不清）。4.俄罗斯俄罗斯输出货物：皮毛、呢绒、金属制品。中国输出货物：茶叶、丝绸。晋商活跃的地区：恰克图、涅尔庆斯克、上乌金斯克、巴尔纳乌、巴尔古今、多木斯克、耶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比西克、莫斯科、彼得堡等。—年,恰克图市场建成。俄方称恰克图，中方称买卖城，之间几百米距离。恰克图年输俄茶叶12万箱值万卢布,还有曲沃烟丝、晋城衣针、大同铜器、太原陈醋等。年（道光二十四年），以恰克图为主的对俄进出口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16%和19%。俄国对华贸易占其进出口的40－60％。买卖城榆次常家的商号——大泉玉，常家；大升玉，常家；独慎玉，常家；大昌玉，常家；保和玉，常家；三德玉，常家；顺德玉，常家；大涌玉，常家；泰和玉，常家；三和源，常家。其中有六家专营茶叶。“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恰克图的企业还有：福源德、天和兴、大成兴、永玉恒、天庆隆、永光发、壁光发、兴泰隆、公和盛、万庆泰、公和浚、万盛永、永玉亨、大成庆、广全泰、永和玉、大珍玉等等。乾隆后期年输俄万斤。0年年输俄多万斤。—年年输俄多万斤（价值多万卢布）。俄罗斯没有硬货币时，就向华商作贸易融资。在俄罗斯有很多晋商银行：账局：（符号是否合适）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恒隆光、祥发永、大盛魁；票号：大德玉、独慎玉；钱庄：锦泉涌、锦泰亨等等。贸易融资。印票庄。（符号）将商品贸易与印票融资相结合。为商旅安全、管理市场清*府新建了绥远城，设将军衙署，库伦设札尔古齐衙门。监督贸易，处理商务纠纷，负责检验和发放旅蒙商的营业执照，并征收税款。三次闭市四次开市。-年中俄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公平贸易。俄国一位驻华官员说：“汉族人则特别喜欢联合行事，特别喜欢各种形式的合股。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现代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前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是山西和天津的商行。”（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帕尔申评论道：“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的财富变成宝贵和富有生机的液汁，输送到西伯利亚。”在恰克图有一条百万富翁大街。年一俄商捐修的恰克图博物馆，珍藏大量茶路文物，其中有19世纪末恰克图商人捐赠的价值昂贵的砖茶、人头茶、白毫茶和花茶（红玫瑰），放置在专用的中国铅、锡盒子内。俄国茶商卢茨尼克夫，在恰克图交易市场圈不到米的地方，建有豪宅，常常邀请晋商来家做客。马克思评论恰克图贸易说：“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事实上和条约上都是物物交换，钱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虽然是易货贸易为主，但是纳税、交易差额清算、贸易融资以及商业票据使用，不能没有货币和银行。当时俄国没什么商品可供大量输出，年年入超，不得不支付白银。*府不许白银出口，俄商就把白银加工制成粗糙的银工艺品来支付。没有硬货币时，就向华商作贸易融资。后来俄国越来越不满足于在恰克图从晋商手中购茶，千方百计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直接采购、加工。羊楼洞与晋商竞争。俄茶商彼特金曾捐资，在汉口建了一座类似恰克图东正教教堂的汉口东正教堂，建立了茶厂新泰大厦。鄱阳路和洞庭路口的“巴公房子”就是当年俄国茶商的公寓。后来购进中国茶种，聘中国茶叶技工在高加索试种成功，使俄增加一个新的产业。19世纪宁波茶厂技术员刘峻周应邀到格鲁吉亚种茶、办茶厂，被格鲁吉亚及独联体国家誉为“茶叶之父”、“红茶大王”。恰克图博物馆以收藏集《茶之俄罗斯——旧都》参展莫斯科“国际博览”获得金奖。晋商依靠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机遇，很快在财富积累、商路开拓、国际贸易、企业组织、经营管理、金融创新、商业文化等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并逐步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营业策略、管理思想、理财理念、企业文化、价值观念、商业伦理等，成为中国商界最具活力的一支商帮。国外形成了朝鲜、日本、俄罗斯、欧洲等市场。在朝鲜经营人参、夏布。采购日本生铜。票号设于朝鲜日本。俄罗斯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彼得堡等都有山西人。晋商包子。十月革命后由苏联返回山西的晋商达一万人。—年,恰克图市场建成。乾隆后期年输俄万斤。0年年输俄多万斤茶叶。—年年输俄多万斤茶叶（价值多万卢布）。蒙古市场——外蒙古：库伦、科布多……内蒙古：归化、包头、海拉尔、多伦…。张家口八大皇商。“龙票”。西北市场——“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新疆奇台、乌鲁木齐、塔城、叶尔羌…。伊宁祁县村。西南市场——自流井、巴塘、里塘、打箭炉、雅安。茅台酒是盐商汾阳郭氏年（康熙四十三年）参照汾酒技术酿造成功的。东北市场——朝阳、营口、沈阳、丹东、齐齐哈尔。年山海关报告：事变后由东北返回关内的晋商17万人，占在东北晋商三分之一。东南市场——扬州淮盐。瘦西湖、个园是临汾亢家、大同黄家的花园。武夷山，包山收购加工茶叶运销蒙俄常家。中南市场——河南开封、周口、洛阳、南阳、赊旗、朱仙镇。阳城商人在豫33县经商。安化、羊楼洞是晋商茶叶基地。徐沟张联辉在陈州组织商团配合清军镇压捻军，赏穿黄马褂。北京市场——明代晋商会馆占全城沈阳会馆的36%。解放前晋商在北京垄断性行业很多。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通三益、天义顺、王麻子刀剪等皆晋商。
三、汇通天下
（一）出土文物例证
1.先秦货币公元前-2年海贝成为支付手段。公元前-年海贝不足铸造铜贝。年山西保德商代墓葬出土枚青铜贝。是世界最早的金属货币。20世纪60年代，侯马出土迄今世界最早的铸币工厂遗址。空首布范数十万件。2.唐代铸币工场唐代“天下铸炉九十九，降州三十”。3.宋代货币兑换金明昌七年（1年）汾阳已经有货币兑换店（钱庄）。（8年出土宋金墓葬壁画，墓主人王全）。
（二）明清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创新
明清晋商不仅引领中国商业革命，也引领中国金融革命。外国人统称山西货币商人的企业为“山西银行”。年日本出版的《天津志》记载：“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清同治年间多次到山西考察，著《中国》三卷。“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中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的智能劳动是该省的唯一输出的商品，这也是财富不断流入该省的原因。”山西货币商人有几十项金融创新1.晋商的金融机构创新（1）当铺。从事消费抵押信用的金融机构。年（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家，其中山西家，占16.6%；年（乾隆十八年）全国75家，山西家，占28.6%。19世纪50年代，北京有家，其中晋商家，占68.55%。（2）钱庄。从事钱币兑换业务的金融机构。年（乾隆三十年）苏州有山西钱庄81家。年（咸丰三十四年）北京有山西钱庄40余家。（3）印局。办理短期小额信用放款的金融机构。“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清内阁大学士祁隽藻）（4）账局。专门办理放款的金融机构。17世纪中后期，山西账局和钱铺迅速发展。年北京有账局家，其中晋商账局家。当时负责管理货币事务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说“账局帮伙不下万人。”（5）票号。办理异地款项汇兑的金融机构。平帮、祁帮、谷帮、南帮。年上海有22家票号，对钱庄放款达多万两。年金融危机中，上海78家钱庄关闭了68家，票号却未受损失。（6）乡帐商号。专门对农户的小额贷款。清代山西货币商人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放“乡帐”。已发现有文字资料的，约余家乡帐商号。（7）金融行会。货币商人的行业商会。如：上海汇业公所。北京账庄商会。绥远宝丰社。包头裕丰社。大同恒丰社。2.金融工具创新
（1）凭贴
（2）兑贴
（3）上贴
（4）上票
（5）壶瓶贴
（6）期帖
（7）会券
（8）旅行支票、汇票
（9）票据流通光绪元年十月七日平遥“蔚长永钱票”背书记录：“丙十月初七日收任振伦”、“十月十九日收刘佩常”、“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恒长奎付”、“十一月初五日郝春荣”、“十一月十一日收关帝庙”、“十一月二十六日雷天云付”、“十一月二十八日义盛厚毛”“十二月初八日收王清树”、“十二月初九日收义升公”、“(十二月十七日)收永庆和”、“十二月二十一日收讳广富”、“正月二十八收范居中与”、“二月初六日收毛会鹏”、“二月初七日收霍起兰付”、“二月十一口光参”、“二月十四日收阴荣保”、“二月十七日盛魁口“、“二月二十九日耿长泰付”、“三月十九(三1文)收天宁号”、“三月二十一日收张思元”、“三月二十二日收程开业”、“三月二十四日段村赵广源”、“四月初一日收邱兴口”、“x(四月十七日)收德和义”、“四月十八日收张万顺”、“(五月十一日)常升德付”、“七月初二日收赵富有吊”、“七月二十四日收天裕公”、“九月十三日收义成厚”、“九月十四日刘秉有”、“九月十七日收张成纯”、“文(九月十八日)史泰安付”、“九月口日收史记山”、“口月十四日收义长口”，共34条。）
3.金融制度创新
（1）投资股份制度（2）两权分离制度（3）人力资本制度（4）正本副本制度（5）信约公履制度镖局。标期。标利。过标。拨兑、丁卯。过标即过关过年。（符号是否合适）（6）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联号制），如太谷曹家。4.金融业务创新（1）本平（2）顺汇与逆汇（3）贴现（4）代办捐纳印结（5）转账结算（6）银行清算5.风控机制创新（1）资本金管理（2）薪酬社保激励（3）宗法与担保（4）银行密押（5）金融稽核（6）内控制度6.经营战略创新（1）分支机构随盈利风险伸缩。（2）资金随经济社会需要而松紧。（3）资金调度“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北存南放）（4）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7.对外金融活动创新（1）国外采购货币金属（2）对俄商贸易融资（3）国外设立金融机构（俄罗斯、朝鲜、日本）
恰克图的部分山西金融机构：账局——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恒隆光、祥发永、大盛魁；票号——大德玉；钱庄——锦泉涌、锦泰亨
8.从事*府金融
（1）汇兑军协饷银。
（2）借垫汇款。
（3）贷款。
（4）代办*府证券业务。
（5）代理地方金库。
（6）充当清*府的财*支柱。
晋商股份合作制度、两权分离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人力资本制度、资本金管理制度、票据流通制度、转账结算制度、银行密押制度、财务稽核制度以及各种技术创新、工具创新、业务创新，引起国内其他商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