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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种稻历史小考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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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种稻历史小考

谢振中


  万荣黄河滩涂稻田丰收场景 田敏摄(资料图)


  俗谚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细细推敲,这里可能忽略了一个中间环节,就是一方水土首先养成了一方庄稼、一方作物。没有“这一口”,所谓的养人,就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代还有一种说法,叫“南橘北枳”,也是说明气候、水土对于作物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些常识,我们可能很容易将一些传统作物的种植区域在头脑里固化起来。比如说水稻,我们就会自然地认为它生于南方、长于江南,也自然地把“饭稻羹鱼”的生活当成是楚越、巴蜀之地的专有习俗。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历史上所谓的边远苦寒之地也普遍种植水稻。但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水稻在北方自古就有,你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如果检索史料,其实就会发现,水稻在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的种植不仅历来就有,而且历史还相当久远。


  就拿《诗经》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可以认为是间接反映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里面就有大量介绍北方地区种植水稻的内容。如《小雅·鱼藻之什·白华》中说:“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彪池的方位,在今天西安市西的丰、镐之间。《诗经·唐风·鸨羽》又说:“王事靡盛,不能艺稻粱。”“唐风”即唐国民歌,而当时的唐国,在今天山西翼城县附近。《鲁颂·闷宫》也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的话,反映的正是鲁国泗水、沂水流域种植水稻的情况。渭河流域、汾河流域乃至山东地区都有种植水稻的记述,足以证明当时北方地区水稻栽培范围之大。


  到了战国及秦汉时期,北方水稻的种植仍然很普遍。如《汉书·沟洫志》引用了战国一首民歌:“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这里的“史公”,就是在战国时期担任过魏国邺令的史起,足以说明战国时期的邺城,即今天河北的临漳县一带是种过水稻的。《史记·河渠书》也记载,战国末期秦国的郑国渠修建完成后,“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有专家认为,关中作为水稻栽培的传统地区,水利条件极大改善后,这里种植的作物很可能就有水稻。再比如,《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是两汉时期的两部农书,主要是反映北方地区耕作情况的,但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水稻栽培的技术,也能说明最晚在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水稻种植还很普遍,范围应该也较为广大。


  以上说的都是面上的情况,再具体点,比如就说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的山西省万荣县,在历史上其实也是水稻种植的重要地区之一,这同样是有史为证的。


  比如,我们可以先看《史记·河渠书》里的一段记述。“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板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堧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大意是说在汉武帝时期,河东太守番系上书,认为朝廷每年从关东地区向首都长安大量调运粮食,因为船队要经过黄河砥柱之险,费力很大,损失也相当多。因此他建议说,如果在汾河下游兴修水利,来灌溉今天河津、万荣、永济一带的土地,可以得到顷良田,每年就会产生万石的收成。而这些粮食通过渭水直接输送长安,就会省事省力很多。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发动了数万人营建水利工程,但结果呢,“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就是说,工程设计时没有考虑到黄河河道经常改变的因素,工程失败了。“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也就是说,最后处置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渠田交给越人去经营;有了收成,就交纳到“少府”(古官名,掌管皇帝私府)里去,以充实武帝自己的“小金库”。那么为什么要交给“越人”去打理呢?《史记·索隐》里这样解释:“越人徙居者习水利,故与之。”于是后世的专家就认为,既然越人有善于治理水田的本领,那么这里种植的作物一定就是水稻。


  第二种值得参考的史料,是郦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注·河水》有这样一段话:“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阴县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开源,濆泉上涌,大几如轮,深则不测,俗呼之为瀵魁。古人壅其流以为陂水,种稻。”大意是说,黄河流经汾阴县(即今万荣县)南不远,有瀵水河注入。这条河的源头,是汾阴县城南边四十里处名叫瀵魁的地下涌泉,古人曾经在这一带种植过水稻。瀵水在郦道元的时代,水量相当大,“大几如轮”,但现在已经湮没消失了。不过其具体的位置,《荣河县志》倒是有过记载:“荣河南赵村(今属临猗县孙吉镇)有瀵魁泉。”这一条史料,足以证明万荣县历史上是种植过水稻的。但种水稻的人是谁,记载并不明确,仅仅说是“古人”。复旦大学邹逸麟先生据此判断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但笔者并不苟同。窃认为,古人可以是先秦时期的人,但郦道元以上二三百年的人也未必不能称古人。《水经注》成书的时期,是在北魏晚期的公元年之后。如果这样,在这里种植过水稻的,恰恰极有可能是魏晋时期从四川迁来的“蜀薛”家族。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三国末期的公元年,魏国派遣大将钟会、邓艾等统兵灭掉了占据四川的蜀汉政权。次年,“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这些征迁者中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在蜀汉政权里担任过巴、蜀二郡守的薛齐家族。而这个家族北上迁移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今天的万荣县。后来这个家族在万荣县不断发展壮大,其中最显赫的一个支裔,还被称为“瀵上五门薛氏大房”。既然被称为“瀵上薛氏”,就说明他们活动的中心一定是在瀵魁泉附近。他们从四川迁来,掌握水稻的种植技术是必然的,万荣县瀵水一带又有种植水稻的条件,他们在这里“壅水为陂”,种植水稻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万荣县种植水稻的历史并没有就此结束。我们再来看隋唐时期的另一通史料,《隋书·杨尚希传》。


  杨尚希是河南弘农(今三门峡市一带)人,祖上好几代人都是朝廷或地方上的大官。北周时期,杨尚希也入仕为官,并在隋文帝在位时,出拜为蒲州(州治在今天永济市)刺史。杨尚希在任上很有作为,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项惠政,就是“复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从表述上看,杨尚希是“复引”,也就是利用或扩大了瀵水上的原有设施,来推广水稻种植。万荣县既在北魏之前就有水稻种植的历史,那么隋代水稻种植的区域,也一定包括了今天万荣县所属的一些地方。


  《隋书》成书的年代,在唐太宗贞观之初,与隋代相去不远。所以笔者推测,在唐朝初年,万荣县可能还有水稻的种植,且隋唐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气候条件的一个温暖期,杜甫诗云“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足证当时中原、关中一带气候条件的温湿。《新唐书·地理志》也谈到了瀵水。也就是说,万荣县在当时种植水稻还是有必要条件的。但隋唐之后,万荣县水稻种植的情况在史料里付之阙如,应该是消歇停止了。同时,随着黄河水位的持续降低,历史上曾经“大几如轮”的瀵魁泉,逐渐干涸消失,在这里恢复水稻种植的基本条件,似乎已不复存在,就连水稻种植的历史,也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但真是铁树开花,时空穿越千年,不曾想敢想敢干的万荣人,再一次在当年的水稻产地掀起了种植水稻的热潮。据有关资料记载,年时,就有人在万荣县黄河滩涂上试种水稻,当年亩产高达公斤,种植者大获其利。在这个典型的带动下,当地农民纷纷跟进,党委政府也加大扶持力度,至年,水稻种植面积已近两万亩,产值多万元。


  这个成就,被时下当作一项创举,但如果追溯历史,却无非是一种历史的回归。但无论如何,一想到河东故地还能再现“黍稻青青、蛙鸣声声”的盛景,还是令人心中油然而生一份感喟、一份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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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责编:毛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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