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之续篇
——方言江南
作者：殷世荣
（经作者授权发布）
一、有关定义
（一）语系（Familyoflanguages）：将语言之间的关系比作和家族关系相似的谱系关系（geneticrelationship）的一种模式。世界上比较大的语系有印-欧语系、达罗毗荼语系、汉-藏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非洲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美洲-印第安语系、其他（日本语、朝鲜语、孟-高棉语、高加索语、澳大利亚语、巴布亚语）。（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页，哈特曼斯托克，上海辞书出版社年10月第1版）（二）语族（Sub-familyoflanguages）：语系的下一级单位是语族，在印-欧语系中，有印度语族、伊朗语族、斯拉夫语族、波罗的语族、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克尔特语族、希腊语族、阿尔巴尼亚语族、亚美尼亚语族、赫特语族、吐火罗语族等。（《辞海》语言文字分册，61页）语族下分语支（branchoflanguages），语支下分语言或语族下直接分语言。英语、德语、荷兰语-佛兰芒语、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冰岛语属日耳曼语族，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属罗曼语族（拉丁语族），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属斯拉夫语族。汉-藏语系中，主要有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汉语族下分诸方言。我的理解是，汉语诸方言之间的差异相当于英语与德语之间的差异、或者法语与西班牙语之间的差异。（三）方言：通俗地说，方言就是“殊方异语”，各种地方话。中国是一个方言复杂的国家，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对方言都不陌生。闽西的客家地区有一句谚语：“一重山就一重音”，说的就是随着地方不同，口音也要发生变化。方言的语言学含义即：一种语言的各种地域变体。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内部因地而异的现象。《旧约》里记载了一个古老的方言观察的例子。在士师时期（AgeofJudges），士师耶弗他（Jephthah）率基列人与以法莲人争战，“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shibboleth，意为玉米穗儿）。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播列’（sibboleth）。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人。”（士师记·12:5-12:6，英文是：TheGileaditescapturedthefordsoftheJordanRiveroppositeEphraim.WheneveranEphraimitefugitivesaid,“Letmecrossover,”themenofGileadaskedhim,“AreyouanEphraimite?”Ifhesaid,“No,”thentheysaidtohim,“Say‘Shibboleth.’”Ifhesaid,“Sibboleth,”andcouldnotpronouncethewordcorrectly,theygrabbedhimandexecutedhimrightthereatthefordsoftheJordan.Onthatdayforty-twothousandEphraimitesfelldead.）“示播列（Shibboleth）”一词已经进入英语和很多其他语言，表示“口令”、“测试词”之意，或是更为一般的“特色”之意。示播列、西播列之差异，与中国某些地方的人只会说平舌音而不会说翘舌音的情形类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贺知章的这首七绝，描写自己从小离家，垂老才得还乡，人事早已变化，唯有乡音依然如故的情景。乡音就是方言，古今任何语言，除了使用地区很小，使用人口很少的以外，都有方言的地域差异。《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的王充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见《论衡·自纪篇》）指出古书难懂的原因是：古今语言有历时的变化，又有共时的方言差异。西汉末年扬雄撰写的《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一部比较方言词汇专著，所记录的主要是汉语方言，但也搀杂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它的体例是先列举方言词，然后释之以通语（或称“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再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一卷第一条：“*、晓、哲，知也。楚谓之*，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学是研究方言的语言学分支。尽管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方言的差异，可是现代意义上的方言研究——对方言的系统研究——却是从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的。（四）方言岛：某方言完全为其它一种或数种方言所包围，则称某方言通行的地区为方言岛。
二、汉语方言分区情况
汉语方言学使用大区、区、方言片（次方言）、方言小片、地点方言等概念，对特征不同的方言进行层次划分和归类。如北方方言属汉语方言中的一个大区，广州话则是粤语中的一个地点方言。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学术界的意见还不完全统一。比较通行的观点是“七区说”和“十区说”。“七区说”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方言（亦称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七个大区。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张将山西大部、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河北局部有入声的方言划为晋语（这个做法有较大争议），皖南一带的徽州方言划为徽语。另外将广西的平话也单列为一区，加上前述的七个方言大区共十个大区，对官话而言，其他九区可称为非官话。从使用人口来看，前述七个方言和晋语使用人口较多，徽语和平话则较少。《中国语言地图集》记述的方言人口数据（年）：汉语总人口万人（该年全国总人口万人），其中官话万人、吴语万人、湘语万人、赣语万人、客家话万人、粤语万人、闽语万人、晋语万人、徽语万人、平话万人，非官话未分区（万人）。官话大区又分为八个次方言区，总人口万人，其中东北官话8万人，北京官话万人，冀鲁官话万人，胶辽官话万人，中原官话万人，兰银官话（西北官话）万人，西南官话00万人，江淮官话（亦称下江官话）万人，官话未分区万人。中国汉语方言图温馨提示：以上数据较为陈旧（年），目前各大方言的使用人口均已超过此数。
三、“大江南”地区的方言分布
“大江南”所在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一市涵盖了赣语、徽语的全部人口、吴语、湘语的绝大部分人口、官话、客家话的部分人口和闽语的小部分人口，官话则涵盖了江淮官话的全部人口和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的部分人口。
东南地区的汉语方言
（一）吴语
吴语主要通行于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和浙江省大部分地区以及上海市，也被称为“江浙话”。其历史相当久远，可溯源到三千年前太伯、仲雍的南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南奔荆蛮（今江苏常州、无锡、苏州一带），建立了“句（勾）吴”（即“吴”）国。另据《史记·越勾践世家》所言，夏后帝少康之庶子被封于“于越”，建都会稽，即今浙江绍兴一带。吴越自古同音共俗，上述两国区域大致相当于现代吴方言区的范围。后吴为越并，越又并于楚。因此吴越方言与楚语发生了密切接触。自东晋始，吴语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冲击，接受了中原汉语的影响。明清以来出现的用吴语（苏州话）写成的昆曲、弹词和小说（如《海上花列传》等），显示了吴语不朽的文化价值。
现代吴方言的分布区域包括江苏长江以南镇江以东部分，崇明岛，江北沿岸靖江、启东、海门三县和南通东部；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皖南部分地区（宣州片为主体，和江淮官话洪巢片相互交错）和江西省的玉山、广丰、上饶等地（处衢片西部边缘）、福建省的浦城县。吴方言区的内部，还分布着河南、湖北移民官话方言岛。吴方言北面大致以长江为界，丹阳是它的北极，和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接壤；浙江南部温州、金华、衢州三个地区为南极，与闽方言接界，浙江苍南说闽南话，泰顺南部（不含泰顺县城）说闽东话，玉环以南的某些海岛上，也有居民说闽南话。作为使用人数仅次于官话方言的汉语第二大方言，吴语也是汉语历史最为悠久的方言。其“古老性”突出地表现在有清浊声母的区别，如“报”、“抱”发音不同，“冻”、“洞”发音不同。其次，吴方言单元音丰富。第三，多数地点只有-ng或-n一个韵尾。第四，保留入声，入声韵尾合并为一个喉塞音韵尾-？。声调一般有七个或八个。词汇上，“汏（洗）”、“讲张（谈论）”、“白相（玩耍）”，与普通话有差异。有一些词汇，词素次序正好与普通话相反，如“闹热（热闹）”、“道地（地道）”、“到快哉（快到了）”；有一些特有词已被普通话吸收，如“开心”、“尴尬”、“煞有介事”等。重叠是吴语构形的主要手段之一，如“袋袋（袋子）”、“饭食食再去吧（吃了饭再走吧）”、“台桌揩揩（请把桌子擦一擦）”等。吴语向有“吴侬软语”的说法，“侬”是吴人对第一人称“我”的称呼，南朝吴声歌曲中常见，如“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年少当及时，蹉跎日就老。若不信侬语，但看霜下草”、“夜长不得眠，转侧听更鼓。无故欢相逢，使侬肝肠苦”、“督护初征时，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途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觅。若不信侬时，但看雪上迹”。宋词有“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愁杀侬”。《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词》有“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现代上海话中也有“侬”，不过是指“你”，“我”则称“阿拉”，来源于宁波话。软语，大约与韵尾脱落、元音丰富有关。林语堂先生在《北方与南方》中说到：“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都能看到。我们来对比一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陕西乐曲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另一方面，苏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疲力竭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的颤抖。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常悦耳；而苏州妇女则轻柔、甜蜜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有些细微差别的音节。曾经有一段故事讲一位北方军官，在检阅一队苏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的声音喊：‘开步——走！’但是，士兵们没有挪动脚步。一位在苏州住过很长时间、知道奥妙的连长请求用他的办法来下命令。长官允许了。于是他没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声音喊‘开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转诱人的苏州腔喊道：‘开——步——走?——嗳——’嗨，你瞧！苏州连前进了。”有一段《学说宁波话》的相声，叙述一个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对话，徒弟的名字叫“来发”，就是音乐简谱中“24”的唱名，对话是这样的：
师傅：来发！
徒弟：索西？（啥事？）
师傅：哆来！（掇来！）
徒弟：索哆来？（啥掇来？）
师傅：西哆来！（线掇来！）
徒弟：索西哆来？（啥线掇来？）
师傅：米索西哆来！（棉纱线掇来！）
徒弟：索米索西哆来？（啥棉纱线掇来？）
师傅：来米索西哆来！（蓝棉纱线掇来！）
徒弟：来米索西发哆来！（蓝棉纱线弗掇来！）
师傅：发哆起哆米！（弗掇去淘米！）
徒弟：法哆米，法哆米！（弗淘米，弗淘米！）
师傅：法哆米，来发，来哆！来哆！（弗淘米，来发懒惰，懒惰！）
宁波方言中，“掇”是“拿”的意思，“掇来”就是“拿来”。“不”说“弗”。整个对话，除了“去”字，都可以用简谱唱名说出来，如同唱歌。线、棉、蓝、懒的鼻音韵尾脱落，韵母均为纯元音，是这个段子编排成功的重要原因。吴语：浙江、上海、苏南吴语分片：太湖片（毗陵小片、苏嘉沪小片、苕溪小片、杭州小片、临绍小片、甬江小片）、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处州小片、龙衢小片）、宣州片（太高小片、铜泾小片、石陵小片）。按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以苏州话和上海话作为吴语的代表，但这只是北部吴语的代表，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南部吴语与北部吴语差异较大。（二）徽语徽语亦称“徽州话”，集中分布在安徽省南部（以旧徽州府一带为中心）、浙江省西北部（旧严州府一带，含淳安、建德），以及江西省的小部地区（婺源（长期属徽州管辖）、浮梁、德兴）。主要特征是，声母系统接近赣语，全浊声母今全读送气清音；韵母系统却跟南部吴语（如处衢片、瓯江片）较接近；古上声通常分为阴阳或合为一调，古全浊上声一般不归阳去，部分方言上声字带喉塞音，和温州相似。徽语一般以绩溪话为代表。徽语分片：旌（德）占（大）片、绩（溪）歙（县）片、休（宁）黟（县）片、祁（门）德（兴）片、严州片。安徽南部汉语方言对徽州方言的归属存在不同的意见，王福堂《徽州方言的性质和归属》（《中国语文研究》4年第一期）第一节有一个扼要的综述，转引如下：徽州方言在汉语方言中以复杂著称，对它在方言分区中所处的地位，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看法。最早年章太炎在《检论》中说：“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年罗常培调查徽州6县46个地点的方言。年魏建功发表《黟县方音调查录》，此后徽州方言开始初步为人们所了解。年赵元任在史语所的方言分区中也使“皖方言”（后改称“徽州方言”）单独成区。但年丁声树、李荣的方言分区删除了徽州方言。因为这一立一删，年袁家骅认为，皖南徽州话“有点接近吴方言或赣方言，正确的分类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年赵元任在《绩溪岭北方言》中说“徽州方言在全国方言区里很难归类，所以我在民国二十七年……就让徽州话自成一类。因为所有的徽州话都分阴阳去，近似吴语；而声母都没有浊塞音，又近似官话。但是如果要嫌全国方言区分的太琐碎的话，那就最好以音类为重，音值为轻，换言之，可以认为是吴语的一种”，这就改变了早年的看法。而年丁邦新在《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一文的注释中说，徽州方言“从早期历史性条件看来，不能独立，……古全浊声母都清化后，平仄都送气。……江苏下江官话区也有同样的现象，如如皋、泰兴、南通都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可以看作是下江官话的一种，可能受到吴方言的影响”。年罗杰瑞则在《汉语》一书中认为，“把绩溪话划入赣语问题不大”。以上一个时期中把徽州方言归入周围方言的处理成了主流。但其间年雅洪托夫强调皖南方言（按即徽州方言）的特殊性，认为“很难提出这个方言的任何共同特征。也许从反面描写它更好：在长江以南安徽和相邻省份的所有方言中，那些无法归入官话，或者赣语，或者吴语的方言组成皖南方言”，坚持皖南方言“由于语言面貌的特殊性，必须被划为一个特别的方言”。年李荣在《汉语方言的分区》中也改变了自己早先取消徽州方言的做法，并对赵元任新的意见提出异议。他认为虽然“徽语的共性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但根据有不分阴阳去的方言是吴语（如铜陵），分阴阳去的方言却不是吴语（如横峰、弋阳）的情况，目前“还是把徽语独立，自成一区”。不过李荣设立的徽语除旧徽州府方言和周围旌德、太平（旧宁国府）、石台、东至（旧池州府）的一部分，江西德兴、景德镇（旧饶州府）的一部分，还包括浙江旧严州府的建德、寿昌、淳安（包括原遂安），范围扩大了许多。近年来，曹志耘、平田昌司等对徽州方言和严州方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认为至少严州方言仍然可以归属吴方言。以上所述，徽州方言或独立成区，或归入周围的吴方言、赣方言或江淮官话，分区中所有可能的不同设想都已经有人提出。而且徽州方言或独立或归并已经出现反复，有两位学者前后改变看法，这在汉语方言分区工作中也是仅见的。究其原因，恐怕是各家在当时条件下对徽州方言的了解存在差别，观察徽州方言地位问题的着眼点或侧重点也有不同。（三）赣语赣方言又称“赣语”，现代赣方言主要通行区——江西省，春秋时代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介乎荆、扬二州之间。按照合理的推测，古代这片土地上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可能包括吴语和楚语在内，或者至少和它们有亲密的关系。到了东晋末年，中原汉族受北方部族的侵扰，为逃避战乱大举南迁，到达江西中部。以后客家人两次由北往南的迁徙，也几乎以江西为中心站。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移民必然会带来一些歧异的语言成分，深刻地影响江西赣方言，各个地点的赣方言又有一些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赣方言呈现出较复杂的面貌就不足为怪了。赣方言由于长期接受周边方言（特别是江淮方言和湘方言）的影响，自身的特征已经不很突出，分布的疆界也就不很明确。赣方言通行的地域主要在江西省中部和北部，此外，湖南省北部的华容、临湘、岳阳东部（不含岳阳城区），湖南省东部的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酃县（炎陵）、耒阳、常宁、安仁、永兴、资兴等十多个县属赣方言区，闽西北的建宁、泰宁也说赣方言，也有人认为是闽语和赣语之间的过渡。还有鄂东南的监利、通城、崇阳、通山、阳新、蒲圻（赤壁）、嘉鱼、咸宁、大冶和皖西南的怀宁、岳西、潜山、太湖、望江、宿松、东至、石台西北部（不含县城）、池州西南部（不含池州城区），也属赣方言区。赣语分片：（南）昌靖（安）片、宜（春）浏（阳）片、吉（安）茶（陵）片、抚（州）广（昌）片、鹰（潭）弋（阳）片、大（冶）通（城）片、耒（阳）资（兴）片、洞（口）绥（阳）片、怀（宁）岳（西）片。赣方言较突出的共同性语音特征是：古浊塞音声母多读为送气清塞音；古泥、来母字（n、l）今读逢细音的韵母都能区别，如“腻”读[ni]，“里”读[li]，读逢洪音韵母多数地方相混，如“南”、“蓝”不分；声调大都为6～7类，有的地方入声韵尾保留完整。词汇上，“日上（白天）”、“话事（谈话）”等与普通话有差异。助词中如“好好子走（好好地走）”的“子”、“坐到吃（坐着吃）”的“到”，同普通话有差异。（四）湘语北片湘语（长益片）受官话影响颇深，湘语的“古色”较多地保留于今南片湘语（娄邵片）中。湘语北片以长沙为中心，通行地域包括湘北、湘中一带少数较大的城镇，如长沙、株洲、益阳、湘潭等地。这也可以说是官话方言与湘语南片之间的过渡方言。湘语南片分布于湖南中部、沅水东南、湘水以西和资水流域中上游一带，从新化、双峰、湘乡、邵阳到湘西南的洞口、武冈、零陵、祁阳等均是。其次，广西北部全州、灌阳、资源、兴安东北部（不含兴安县城）所说的湘语亦属南片湘语。湘语分片：长（沙）益（阳）片、娄（底）邵（阳）片、吉（首）溆（浦）片。长期以来，湘方言不断受邻近方言的影响：东面受赣客方言“侵蚀”，南、北、西三面受西南官话包围，其内部分歧不断加剧，“纯粹”的典型湘语已难寻找。北片湘语（又称新湘语）较多反映湘语发展的趋势，以长沙话为代表；南片湘语（又称老湘语）更多地保留了古老湘语的特色，以双峰话为代表。湘方言较为突出的语音特征如下：（1）古浊音系统在南片湘语中保留较完整。不论平仄，古全浊声母都念不送气浊音。如双峰“大”读［da33］，“词”读［dzi］。北片湘语古浊音清化，一律读为不送气清声母。（2）f-、h-（国际音标为x-）音节的字大都混读为f-，如“飞”和“灰”都读为［fei］。（3）一般只有平舌音而没有翘舌音，古照系声母与合口韵母拼时，转为舌面声母，如长沙话“书”、“虚”皆读［?y55］。（4）大都不分尖团，如长沙“精”、“经”都读［t?in55］。（5）鼻音韵尾多-n而少-ng，如长沙“精”、“经”都读［t?in55］。（6）有入声调，但无塞音韵尾。词汇上，“鸡婆（母鸡）”、“费内（辛苦）”、“伢子（小伙子）”、“老虫（老虎）”、“里手（内行）”、“翼翅（翅膀）”等与普通话有差异。说明：标注读音时，以国际音标标注者加括号[]，以汉语拼音字母标注者不加括号。下文同。江西省与湖南省的汉语方言（图中有错字，“吉淑片”应为“吉溆片”）（五）客家话客家方言通称客家话、客话或客语，“客家”是对“土著”而言的，所谓“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各地的客家人，大概都是某个历史时期从外地迁徙而来的。以梅县（州）话为代表方言。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省部分地区。在本区域内分为宁（都）龙（南）片和于（都）桂（东）片。宁龙片包括江西省的宁都、兴国、石城、瑞金、会昌、安远、寻乌、定南、龙南、全南等地，以信丰县城为中心有一个西南官话方言岛。于桂片包括江西省于都、赣县、南康、上犹、崇义、大余、井冈山（不含市区）、遂川西部（不含县城）以及湖南省攸县东部、茶陵东部、酃县（炎陵）东部、桂东、汝城等地，以赣州为中心有一个西南官话方言岛。客家方言的语音特点：（1）古全浊声母不论平声、仄声今多读为相应的送气清声母，如“桃”、“道”的声母都是t［t’］；（2）部分古非敷奉母的常用字在客家方言中念为“重唇音b［p］、p［p’］”，如“斧”（非）读pu［p’u］；（3）鼻音声母比较丰富，不少地方有η、?声母；（4）韵母中无撮口呼；（5）以[?]为主要元音的韵母比较多，如[?i]、[?n]、[u?n]、[?η]等韵；（6）有[eu]韵是客家方言语音的一个特色，如“走”读［tseu］；（7）声调一般为6个。词汇上，单音词比普通话多一些；“叫（哭）、“乌（黑）”、“禾（稻子）、“妹子人（女孩子）”、“男子人（男孩子）”，句法中如“着多一件衫（多穿一件衣服）”、“讲少两句话（少说两句话）”、“食一碗饭添（再吃一碗饭）”、“今晡日比秋晡日过冷（今天比昨天冷）”等。（六）闽语闽语可分为闽东区、闽南区、莆（田）仙（游）区、闽中区、闽北区、邵（武）将（乐）区、琼（州）文（昌）区。闽东话包含浙江省的泰顺南部（不含泰顺县城），闽南话包括浙江省的苍南，玉环以南的某些海岛上，也有居民说闽南话。闽东话的语音特点是：没有f声母；古知彻澄读如端透定，如“茶”读da；辅音韵尾较少，只有-ng和-g（入声韵尾）；声调一般有七个。词汇中如福州的“啜（喝）”、“鼎（铁锅）”、“目滓（眼泪）”、“蓝尾星（萤火虫）”，语法上如“一把笔”（一枝笔）、“我有看”（我看过），同普通话有差异。闽南话的语音特点是：没有f声母；古鼻音声母常说成口音，如厦门“马”说[be]、“牛”说[gu]；古知彻澄读如端透定，如“茶”读de；韵母没有撮口呼；辅音韵尾有-m、-n、-ng和-b、-d、-g（以上三种为入声韵尾）；声调一般有七个。词汇和语法方面如“厝（房子）”、“箸（筷子）”、“啼（哭）”、“稀微（凄凉、落魄）”、“一欉树”（一棵树）、“一泡灯”（一盏灯）、“我来去食饭”（我吃饭去）、“你有读册无”（你念过书没有）等等，同普通话有差异。闽南话中最让人头大的是，文白异读现象丰富，如开门、开车，“开”读[kui]，开元路、开元寺，“开”读[kai]，飞机，“飞”读[hui]，鸟飞，“飞”读[be]，雨水，“雨”读
，落雨（下雨），“雨”读[h?]。大家，有四种读音，[daiga]，指著名专家或大家闺秀，[daige]，指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duage]，指大家庭、大家族，[dage]，指婆婆。唐末五代，泉州地区有一个义存（年-年）禅师。他曾在福州雪峰上建立道场，生前作了许多诗，《全唐诗补编》（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年出版）收了40多首诗，其中大部分是遵守唐韵的韵部与平仄格律的，但因义存禅师无功名之利，所以有少数偈诗就不受唐韵格律的束缚了，而是直接用他的母语闽南话来押韵。例如偈诗《劝人》之七：“枯木藏龙，雷动必惊。惊者是少，不惊者多。”这是一首四言诗，共四句，前两句的韵脚字是“龙、惊”，后两句的韵脚字是“少、多”。按《诗韵》，“龙”在上平声二冬韵，“惊”在下平声八庚韵，这两个字在唐诗里是不能押韵的，可义存禅师偏偏把“龙、惊”拉在一起押韵，这只能从闽南话的读音里来找答案了。原来，“龙”在闽南话的文读是[liong]，白读是[ling]；“惊”在闽南话的文读是[ging]，白读是[gia(元音鼻音化）]。义存取“龙”的闽南话白读[ling]音来跟“惊”的文读[ging]音押韵。这说明“龙”字在当时的闽南话已有白读音，跟今天闽南话的情形相同。“少”在闽南话的文读是[siao]，白读是[zio]；“多”在闽南话只有[do]音，属文读音，[zue]音是它的训读音。义存取“少”的白读音[zio]来跟“多”的[do]音押韵，这同样跟今闽南话的情况一样。闽语：福建、台湾、粤东、海南
闽南语中有一个被滥用的词——哇塞。“哇塞，你今天可打扮得真漂亮！”“哇塞，姚明又扣篮了！”“哇塞，今天可真热啊！”这些经常挂在年轻人嘴边的话，说者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刺耳的。“哇塞”原是闽南方言，上世纪70年代就流行于台湾，80年代首先流行于大陆开放的沿海地区。其中，“哇”是第一人称代词“我”，而“塞”则是一个表示性行为的动词，相当于北方话中的“操”或某些方言中的“靠”。“哇塞”就是“卧槽”或“我靠”的意思。这样一句粗口现在居然成了人们的口头禅。造成这个不文明的口语传播开来的原因在于，一些影视传媒机构的不负责任，一些影视明星的刻意模仿和一些年轻人的盲目跟风。他们根本不知道“哇塞”是什么意思，只是主观地认为“哇塞”是一个叹词，跟“哇呀”、“哦哟”、“呜呼”（英文wow）差不多。所以，不管男女老少，赶时髦般地抢着用，开口闭口就是一个“哇塞”，似乎不说这两个字会显得自己很low。（七）官话1、江淮官话：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沿江一带至淮河之间，从东向西可分为泰（州）如（皋）片、洪（泽）巢（湖）片、黄（梅）孝（感）片，泰如片包括江苏省的南通、如皋、如东、泰兴、泰州、海安、姜堰、东台、大丰、兴化等地，洪巢片包括南京、江宁、溧水、句容、镇江、扬中（以上长江南岸）、浦口、六合、仪征、扬州、江都、高邮、宝应、金湖、洪泽、盱眙、泗洪、淮安、淮阴、涟水、泗阳、沭阳、盐城、射阳、建湖、阜宁、滨海、灌南、灌云、连云港以及安徽省的马鞍山、当涂、芜湖、贵池、郎溪、宣城、南陵、青阳（以上长江南岸，南陵、青阳之间是一片江淮方言岛，四周为吴语所包围）、全椒、滁州、来安、天长、定远、嘉山（明光）、和县、含山、无为、巢湖、庐江、肥东、合肥、肥西、安庆、枞阳、桐城、舒城、霍山、六安、淮南、怀远等地，黄孝片包括湖北省的黄梅、广济（武穴）、蕲春、英山、罗田、浠水、黄冈、团风、麻城、红安、新洲、黄陂、孝感、孝昌、大悟、应城、云梦、安陆、应山（广水）、鄂州以及江西省的九江、瑞昌等地。另外，在湖北省西北部的竹山、竹溪一带有一个江淮方言（黄孝片）岛，四周为西南方言和中原官话所包围。江淮官话一般有5个声调，除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外，比普通话多了入声调。2、中原官话：分为郑（州）曹（州，曹州即菏泽）片、洛（阳）徐（州）片、信（阳）蚌（埠）片、蔡（州，蔡州即汝南）鲁（山）片。郑曹片包含江苏省的赣榆、东海、新沂、邳州、宿迁、睢宁以及安徽省的灵璧、宿州、蒙城、利辛、阜阳、阜南、临泉、界首、太和、涡阳、亳州等地。洛徐片包括江苏省的徐州、铜山、丰县以及安徽省的淮北、萧县、砀山等地。信蚌片包括安徽省的凤阳、蚌埠、五河、泗县、固镇、金寨、霍邱、寿县、凤台等地。蔡鲁片包括江苏省的沛县和安徽省的颍上县。官话之三：河南、山东、皖北、苏北3、西南官话：分布在湖北省中西部、湖南省西北部和南部。分为武（汉）天（门）片、鄂北片、成渝片、常（德）鹤（峰）片、岑（巩）（丛）江片、湘南片。武（汉）天（门）片包括湖北省的武汉、汉川、沔阳（仙桃）、洪湖、天门等地。鄂北片包括湖北省的随州、枣阳、钟祥、潜江、丹江口、老河口、襄阳、樊城、宜城、南漳、谷城、保康、十堰、房县、郧县、郧西等地。成渝片包括湖北省的荆州、荆门、远安、当阳、枝江、宜昌、枝城、长阳、五峰、神农架林区、兴山、秭归、巴东、建始、恩施、利川、宣恩、咸丰、来凤和湖南省的大庸（张家界）、永顺、龙山等地。常鹤片包括湖北省的石首、公安、松滋、鹤峰和湖南省的常德、汉寿、桃源、安乡、津市、临澧、澧县、慈利、石门、桑植等地。官话之六：西南地区
岑江片包括湖南省的靖州和通道。湘南片包括永州、东安、新田、双牌、宁远、蓝山、道县、江永、江华、郴州、宜章、桂阳、嘉禾、临武等地。
（八）汉语诸方言之间的关系
在七大现代汉语方言（徽语、晋语、平话归入其它方言，未独立）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则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步形成的。秦汉以前，广大的江南地带，即所谓“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的地方，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所使用的古越语跟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秦汉以后的两千余年，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南方不同的地域，逐渐形成南方相互歧异的六大方言。而且就在同一种方言内部，有的也有很大的差异，如闽语中的莆仙话和闽南话虽然在地理分布上是相邻的，但是它们的使用者必须通过普通话才能交谈。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是：第一，不论是南下之前的北方汉语内部，还是与北方汉语接触之前的古越语内部，本来就有方言的差异。这从扬雄的《方言》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二，语言是不断发展的，北人南下的时间有先后，他们先后带来的北方话自然也有差别；第三，南方各方言内部独立发展出一些新的成分。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跟古汉语和南方的古越语的关系，以及各方言间亲疏远近的关系，可以用下图示意。在南方六大方言中客家方言和赣方言比较接近，吴语和老湘语比较接近，最早形成的是吴语和老湘语，其次是粤语，再次是闽语，最后是赣语和客家话。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把新湘语看作是西南官话的一种，最为晚出。
现代汉语诸方言与古汉语和古越语的关系吴语在六大方言中最为古老，可以溯源到三千年前先周时代太伯、仲雍的南迁。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的长子和次子太伯、仲雍为了让王位于季历（周文王之父），南奔至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所谓让贤只是表面文章，这个记载实际上暗示着当时有一股北方移民南徙到江南地区。由于这支移民的原居地（渭水中游）文化比较发达，因此他们带来的语言便在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扎下了根，成为吴语的最初基础。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六朝以前，原始吴语已经演化成与当时中原地区很不相同的一种方言。所以永嘉丧乱以后，大量北方汉人南迁，发现他们的方言与吴语有很大差距，这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古籍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吴语历史虽然最为久远，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最古老。因为三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北方话的强烈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湘语的形成晚于吴语，但两者有密切关系。湘语源于古楚语。春秋时代楚国已与湖南境内的罗（今湘阴、平江）、糜（今岳阳、临湘）有过战争接触。战国初年，楚国南取洞庭、苍梧（即今湘资流域）之地，其后西并沅澧流域，置黔中郡，湖南全境遂属楚所有，通行古楚语。而楚人溯其源也来自中原移民。殷虚卜辞有“如楚”的记载，说明商王或商贵族曾娶妇于楚族。楚人居地的中心即后来春秋卫国的楚丘邑（今河南濮阳西南）。殷末大乱，楚人鬻熊率族人西南迁至丹阳（湖北境内），成为南方楚国始祖。南迁楚人所用语言当然属于华夏族语言，后来演化成为楚语，反映在屈原的楚辞之中。在湖南境内的古楚语后来则逐步演化为古湘语。古吴语和古楚语比较接近，所以今天的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粤语晚至秦代才形成。战国时期，楚国南疆只到五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始南下占有岭表地区——即《史记》所谓南至北户，建立南海等三郡。因为秦人进攻越人占有岭南地区，花了很大的力气，为了防止得而复失，遂留下五十万人戍守岭南三郡。这些戍卒所使用的语言就成为日后粤语的先声。闽语的形成比粤语更迟。秦代虽在浙南、福建地区建立闽中郡，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秦代曾经移民或设县于闽。直到西汉后期，福建才有冶县（今福州）出现，说明已有小量移民由北南来。但是闽语的形成应该后推至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这一时期，来自江南浙北的移民分别从海路（以福州为中途港）和陆路（经浦城）大批涌入福建。沿海地带相继新设了罗江（福鼎）、原丰（福州）、温麻（霞浦）、东安（泉州）、同安五县，在闽西北则出现了汉兴（浦城）、建安（建瓯）、南平、建平（建阳）、邵武、将乐六县，形成了古闽语的基地。这时的福建方言即是当时的吴语。由于移民来自不同的路线，而且沿海和内地两地区长期隔离，所以至今闽语内部的最重要的歧异依然存在于沿海与闽西北之间。赣、客语的形成最晚。今江西地区古称吴头楚尾，应当是古吴语和古楚语的交汇处。汉代扬雄于此独留下空白。东晋南朝时期，有部分北方移民进入赣北、赣中地区，他们带来的北方话成了赣、客语的前身。以上所追溯的都是南方各方言的最初源头。这些方言实际上都是北方华夏语言或其后身汉语演化并与少数民族语言交融的结果。当然它们并不是少数民族语言本身，但是无可置疑这些南方方言中会残留南方土著语言的底层成分，这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即使是今日的北方方言也不是古汉语纯粹直线发展的产物：而是融合了长城以北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的成分的结果。民族的融合既是血统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当然免不了要有语言的融合。南方方言由于受到南下移民的不断影响，形成层次积压的关系。在每种方言内部都可以找到其他方言的某些特征，在某些方言中这种层叠性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闽语就叠有几个层次的影响，即便是取代了吴方言的下江官话（宁镇地区）也并非纯粹的官话，细辨之，仍可发现吴语的底层成分（南京话有一个选择疑问词“阿”，比如“你阿好？”即“你好不好？”，“阿”字的用法和吴语区的苏州话相同）。方言的地域差异实际上表现时代之间的差异。不同的时代都给原有的方言添上不同的层次。所以研究汉语方言学不能生搬西方语言学的谱系树方法。《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所制的汉语方言发生学的树形图只是大大简化了的示意图。譬如粤语就不是秦代出现的古粤语后世独立发展的产物，相反地，粤语在历代都受到北来的汉语的影响，尤其在战乱时期北方人民长驱直下比较容易。所以粤语在形态上不比闽语古老，它有一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以至任何现代歌曲都可以用粤音演唱。相对而言，闽语的形态却要古老得多。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许多用普通话填词的歌曲都无法改用闽音演唱，如勉强唱出，也显得不伦不类。其原因就是福建僻处一隅，地形比较闭塞，长期以来与外界交往较少，受北方方言影响相对较少，所以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特色。在我国移民史上，从西晋末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人民大南移，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内地移民运动。西晋永嘉丧乱引起大量北方流民从秦雍（晋、陕、甘）沿汉水流域南下渡长江到达洞庭湖流域；从司豫（冀、豫）沿汝水南行，越江到鄱阳湖流域，或沿江南下到皖南、苏南；从青徐（鲁、苏北、皖北）渡淮水越长江到太湖流域。东晋南朝当局在从建康（南京）以西至洞庭湖北的大江两岸布满了许多侨置州郡，以安顿这些流民。这次大移民使汉语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初具雏形。赣客方言的先声象一个巨大的楔子打进江西地区，把吴语和湘语的联系切断。在宁镇地区，北方方言取代了吴方言，奠定了该地区下江官话的最初基础，并且将吴语推到镇江以东，而在洞庭湖北部则出现了西南官话的最初雏形。第二次移民大浪潮，发生在唐代中叶的天宝至德年间，由于安史之乱骚动了整个北部中国，再度迫使北方人民大规模向南迁移。《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豫南鄂北）百姓、两京（长安、洛阳）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这说明在湖南方面，唐中叶移民比西晋末年移民走得更远，前锋已到达湘资流域；规模也更大，以至从湖北江陵到湖南常德一带的移民数量竟十倍于土著。如此大量的移民必然带来北方方言的巨大冲击，从而取代了荆南地区的固有方言，而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同时湘资流域下游的湘语也受到北方话的影响而淡化。与此同时，江西地区也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下半叶全国户口普遍减少，唯独江西鄱阳湖地区和赣水中游地区户口大增，这种反常现象显然是由唐中叶移民引起的。饶州（今上饶地区）、洪州（南昌地区）、吉州（吉安地区）都有相当数量的户口增加。中唐以后这样大量的北方人民进入江西，使赣客语基本形成，而且随着北方移民逐步向赣南推进，赣客语这个楔子也越打越深，不但把吴语和湘语永远分隔了开来，而且把闽语限制在东南一隅。唐末以后随着黄巢起义的影响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则更扩大了各地之间的方言差异，汉语方言地理的宏观格局至此已经基本形成。宋代以后的移民活动只是对这一格局进行局部的修正和调整，而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动。两宋之际发生的由北而南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使客家话最终形成，并且扩散到闽西南和粤东北。又在吴语之中掺进了带有北方方言味道的杭州话。其后宋元之际的移民使闽南方言大量扩散至潮汕地区，并沿粤东海岸跳跃前进，绕过粤语区，经雷州半岛入海南岛。到了明清时代，西南官话随着流民和屯垦活动向四川、贵州、云南地区逐步推移，南线到达西南边陲。客家方言则因为闽赣交界处人多田少，而陆续向广东沿海，向粤西、桂东发展，形成了许多客家方言岛（所谓非纯客住县的客家方言都处于这种状态）。明清时代由于农村经济破产，常造成大量“流民”问题。这些流民大批涌向深山老林，垦田建厂，他们的语言也就自然填补了这些地方的空白。例如，清代康乾之际有大量湖北、四川、安徽流民进入陕南地区，据《大清一统志》的有关府志进行综合统计从康熙三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四年的百多年间，陕南人口从十五万激增到三百五十万，净增二十余倍，陕南也就自然成了川楚方言的天下了。到了清末民初，方言地理格局的微观部分也基本定型。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太平天国战争后北方官话占领皖南部分地区以及北方官话随河北、山东移民向东北地区迅速扩散。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南下的北方方言循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演变，一是成为各方言的源头；一是成为北方方言的新分支。前者如客家方言，在地缘上因为与江北官话相隔离，而且客家人社会生活相对封闭，所以与已经向前发展了的北方官话产生很大差异。后者如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始终与北方官话地缘相接，两者交流也很频繁，因此大体上同步向前发展，至今差异不大。历史上移民的大方向主要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的情况很少见。吴语侵入江北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如东等五县，这样的例子是很少见的。其中靖江的情况很特殊，靖江的横港以南、靖八公路以西的五个乡使用江淮官话，其他地区使用吴语。靖江县在明代前期还是长江中间的小岛，后来到明弘治元年（年）这个小岛与江北之间江沙上涨，遂与江北连成一片。晚至清代才置靖江县。原有的土地叫老岸，后来上涨的江滩叫沙上。老岸人现在说的话还与隔江的常州方言相似，可以推断，他们原是江南人。沙上人多是建县后从江淮官话区的扬中县迁入的，所以说的自然是江淮官话。这两地居民来历不同，不仅至今方言不同，风俗也不同。老岸人一般是在清明节、七月十五日、冬至节的前十天祭祖，只是新丧才在节日那天祭祖，而沙上人（西沙）恰好相反，一般只在节日那天祭祖，只有新丧才提前祭祖。长江北岸除了上述几个县之外，吴语是没有立脚之地的。（九）吴语和湘语之间的关系吴语和湘语大致上是在同一个层次上产生的，它们在历史上的交往应该是相当频繁的。后来因为大批移民南下形成客、赣方言区才使吴、湘语分隔开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发展至今似乎是面貌大不相同，但是细究起来这两种方言虽然“貌离”但是“神合”。这种现象说明古代这两个地区的人民联系是相当密切的。这两大方言“神合”之处不少，举例如下。第一，全浊声母的保留。在汉语方言中古代全浊声母系统保留至今的，就大方言区来说，只有吴语和湘语（闽语虽然有
母，但其来源是明母，古代不是全浊声母）。并且演变的趋势相同，即某些地点浊度减弱及其在字音分布上的萎缩（如苏南吴语和湘西北地区的原湘语区）。第二，入声系统演变的类型。这两大方言都保留入声，吴语带-？尾，湘语独立成调类，不带任何韵尾。后一种类型显然是从前一种型式演变而来的。入声韵尾的弱化和失落是吴语和湘语在地理上被分隔之后产生的。这里所说的只是其演变的方向相同。某些特征后来发展的方向相同也许可以说明这两大方言本来就有共同的语言“基因”。第三，某些基本词汇相同（老湘语区以洞口为例，吴语区以温州为例）。北方奶子脚掌月亮站肥下雨走
温州奶奶脚底板月光倚壮落雨行
洞口奶奶脚板月光倚壮落雨行
注：温州话“行”是旧的说法，现在也有说“走”的。
第四，某些语法特点相同，例如洞口和绍兴带否定词的结果补语可以后置于宾语；直接宾语前置于间接宾语：
北方：我说不过他｜给我一本书
洞口：我讲其不赢｜把一本书我
绍兴：我讲伊勿过｜拨本书我
汉语方言分化的层次关系（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
（十）历史上吴语区的演变及举例
《诗经》时代诸夏语言区域图汉代方言区划拟测图西晋方言区划拟测图,此时吴语区的北界是淮河南宋、金方言区划拟测图比较南宋时期和西晋以前吴语在长江南岸的分布，一个最突出的差异即是在西晋以前江南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到了南宋，从镇江到南京、当涂一带已经变为北方话区或粉红色的吴语区。春秋战国时，吴方言的面目与今迥异，百越语是主流，但北方华夏语开始侵入吴越上层社会。西汉刘向《说苑·善说》：“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字库中无此字，左食右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翻译后的“楚说”是一首优美的情歌，可是“越歌”原文却让人一头雾水。东汉吴平、袁康《越绝书·吴内传》：“越王句（勾）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纳]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入]铩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以蓝色标示的文字是注解）这段文字是华夏语和百越语混搭，“修内矛”、“方舟航”、“治”、“亟怒”、“士”、“习之于”、“宿之于”、“致之于”是华夏语，而“赤鸡稽繇”、“买仪尘”、“须虑”、“纷纷”、“击高文”、“夷”、“莱”、“单”是百越语。有专家考证有些词汇（比如“纷纷”、“须虑”）可以从壮语和泰语中得到佐证。至于吴越两国间的方言，应该小异而大同，相互通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吕氏春秋?治化》：“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吴语区方言演变举例：1、宁镇地区（南京、镇江地区）的方言更替。西晋永嘉丧乱之后，北方移民的方言取代了江南宁镇地区原有的吴方言。西晋前宁镇地区是属于纯粹的吴语区。流传至今的南朝乐府民歌中有一类题名为“吴声歌曲”，是当时用吴方言传唱的民间歌谣。《吴声歌曲》里保存了一个典型的吴语词汇：“侬”。《晋书·乐志》说：“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今南京），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至于它产生的年代，据《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这说明东晋以前已经产生，东晋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流传。民间的吴歌应该是很早就有的。《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载“晋武帝问孙皓（孙吴年亡于西晋，孙皓降，被封为“归命侯”），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饭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万寿春。’帝悔之。”词中以“尔”、“汝”等称谓表示亲昵，含有不尊重轻蔑的成分。晋武帝想给孙皓同学出难题，没想到反被孙皓同学云淡风轻地戏弄了一把，心理阴影面积暴涨，所以“悔之”。不得不说，孙皓这个亡国之君颇有捷才啊。吴歌在晋武帝时风靡北方上层阶级，起源应该还要早得多。所以在永嘉丧乱之前宁镇地区使用吴方言，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永嘉丧乱之后，大批移民，主要来自苏北和山东，南渡进入建康地区。东晋先后在该地区设置的侨郡、侨州多达二十多个。侨置州后都加上南字，变成南徐州、南豫州。南豫州的地域虽然南至徽州以北，但是北来流民和士族大约多聚集在接近建康沿长江的姑熟（当涂）和繁昌一线。这从现代皖南这一带方言更接近北方话也可以想见。移民的人口估计在百万以上，超过了土著。并且移民之中有不少是大族，如跟晋元帝司马睿一道从琅琊（今山东临沂一带）来的千余家，其中大族就占上百家。这些大族在*治、经济、文化水平方面自然超过土著。《颜氏家训·音辞篇》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这是说南方的士族说北方话，庶人说吴语，所以“数言可辨”；而北方的官民都使用北方话，所以“终日难分”。可见在南朝做官的是说北方话的北方人。南下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江南原有的吴语差异很大，以至影响到当时的*治生活。据史籍记载，北来的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渹（qìng）”亦作?、凊，是吴方言冷、凉的意思。西汉戴圣《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辰省。”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渹》：“今乡俗状凉冷之状者曰冷渹渹。”近人应钟《甬言（宁波话）稽诂?释天》：“今谓形寒料峭曰冷??”。这段话的大意是：“刘惔初次见到王导，当时是大热的月份，王导把肚子贴在弹棋盘上，说:‘怎么这样凉丝丝啊？’刘惔出来后，有人问他:‘见到王丞相感觉如何？’刘惔说：‘没看到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听到他讲吴语罢了。’”丞相王导为了和南方士族套近乎，常常说吴语，因此被北方士族耻笑，说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不过会说吴语罢了。这一方面说明北方的士族居傲自恃，另一方面说明东晋初年，建康一带两大方言的冲突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竟争的结果当然是以王室和众多的北方人的方言取胜了。由于北来移民在人口、*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北方官话就逐渐取代了吴语。2、吴语唐宋以来的保守和激进。到了唐宋时期，今天的吴语区长期处于一个行*单位内，唐朝开元二十一年（年）江南道拆分后，今天的吴语区几乎全部属于江南东道。到了宋代，吴语区又被划入两浙路，只是这次南京被划入了江南东路，埋下了南京和吴语区分道扬镳的伏笔。在此期间吴语区语音变化的速度仍然比中原地区慢得多。陆法言的《切韵》本来是以中原汉语为基础，但到了唐朝后期李涪居然写出一本《刊误》指斥其“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李涪之所以产生如此误解，主要原因是《切韵》中的浊音上声字和浊音去声字如道和盗分得很清楚，而在中唐以后，这两类字在北方话中逐渐合并。《切韵》当中不少能分的韵母，如“东”“冬”，虽在当时的北方汉语中也已合一，但江南地区的语音更加保守，仍然能分，加之陆乃是江南著姓，所以竟让李涪误以为实际上出身代北的汉化鲜卑人陆法言是在用吴音著书了。吴语保守的面目一直维持到了明朝。明朝早期昆山地区的地方韵书《韵要粗释》显示，当时的昆山话-m、-n、-ng、-b、-d、-g六个中古汉语的辅音韵尾一应俱全，和今天的广州话一样。加之吴语声母向来保守，保留了中古汉语塞音声母的三分格局。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的话，今天吴语就会当仁不让地可称是保留了最多古汉语语音的汉语方言，北方人更无从嘲笑江南人分不清前后鼻音了。只是在这关键时刻，吴语区一直以来的文化中心苏州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朝冯梦龙记载苏州民歌的《山歌》表明当时的苏州话已经发生了剧烈的音变，-m、-n、-ng开始混而不分。比如《有心》：“郎有心（-im），姐有心，屋少人多难近子个身（-en）。胸前头个镜子心里照，黄昏头团子夜头盛（-eng）。”吴伟业《圆圆曲》“蛾眉马上传呼进（-in），云鬟不整惊*定（-ing）。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in）。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eng）。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ing）”。大诗人也受到口语中的影响，在押韵时前后鼻音相混。这种情况在保守的文人看来简直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明朝流行昆曲，昆曲相当讲究收音到位，昆曲中心苏州发生这种严重影响收音的音变让明朝绍兴才子徐渭感叹：“吴人（苏州人）不辨清、亲、侵三韵。”彼时这个新音变波及范围其实不大，当时苏州附近的常州和绍兴都还能分清区别。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苏州在江南地区的文化核心地位，很快各地吴语全都走上音变快车道，自此吴语和北方话的距离再次越拉越大——这次不是北方变得快而是吴语一骑绝尘了。随着吴语在明清时期的快速音变，现代吴语的各项特征开始形成，如韵尾模糊、元音数量多等等。同时，北方话也在继续给吴语施加影响，许多字有文白两读，如上海话“人”口语说“宁”，但是在“人民”这样的书面语词中则读zen（国际音标字符缺失，z标音不准确）。不过，此时吴语在江南地区已经根深蒂固，北方话的影响比起永嘉南渡时的彻底清洗已经可谓极为有限了。3、杭州市区“半官话”的形成。在今天的吴语区北部有一个所谓“半官话”的小区域，它的四周被纯粹的吴语所包围。这就是杭州话。它的分布地域很有限，大致相当于杭州市区的范围。在语音结构上，它可以说是道地的吴语：保留全浊声母，塞音和塞擦音有三级分法；声调有七个，保留入声，并且带喉塞尾；鼻韵尾只有一套，“因、音、英”三字同音；古咸、山两摄韵尾失落，如三[sE]、南[nE]。这些都是官话没有的特点。但是它却缺少文白异读系统。许多字在吴语中普遍有文白两读，如在苏州话中“人”字有两读，而在杭州话中只有一读。这一点与吴语不同而与北方话一致。从词汇方面看，杭州话里有许多词跟官话一致，而跟周围的吴语完全不同。下面举例比较杭州、余杭（与杭州市区邻接的县）和上海词汇的异同。
官话你他我们你们他们的不
杭州你他我们你们他们的不
余杭尔夷nga倷jia个勿
上海侬夷阿拉倷夷拉个勿
杭州话的“半官话”性质显然跟历史上宋室南迁时的大批北方移民有关。关于这些北方移民在人数上跟原有土著的比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切见临安府（即北宋杭州）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才）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骅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由于临安成为南宋首都，所以北方居民集中此地，以至人口比原住居民多上几倍。这当然要使杭州原有语言发生变化，带上北方话的特点。北来移民只是集中在杭州城里，并不是分布在临安府的所有七个属县之中。北来的移民虽然在*治、经济上占优势，但是在人口数量上，就整个府来说并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方言不可能产生一种被另一种替换或同化的现象，而只能产生互相融合的现象。如果府城以外地区也有许多移民，那么现代方言地理格局势必会类似于宁镇地区，即整个地区被北方话所取代。4、皖南铜陵、太平、浙江平阳、苏南溧水吴语被外来移民方言冲淡。皖南的铜陵和太平一带的方言原来完全是吴语系统的，就是到今天还保留全浊声母。但是由于近年来受移民带来的官话的影响，它的词汇却变成官话系统的了。浙南平阳蛮话的情况也如此，它保留全浊声母这一个持点跟属于吴语的温州方言一样，但是它有许多闽语词汇。还有些语法特点也带闽语特征。如小称词尾用“囝”，不用“儿”。男孩是“丈夫囝”，女孩是“作母囝”。《集韵》说：“囝，闽人呼儿曰囝。”平阳蛮话中的闽语成分显然是入浙的福建移民带来的。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有一段是穿过苏南的溧水县的。溧水县城在抗战时因为日军狂轰滥炸，人口剧减，其后有相当数量的操江淮官话的居民移入，因此现在县城的方言完全是江淮官话系统。县城东南的几个乡也由于官话居民的不断移入，冲淡了原有的吴语特征。塞音虽然保持三级分法，但是全浊音的浊度跟苏沪一带吴语比较，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弱。有的字本来该读浊音的，甚至已经变读清音了。如“败”字不读［be］，而读［fe］，“步”字不读［bu］，而读［fu］。这些地方的居民一般喜欢听两种戏，一种是吴语系统的锡剧；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戏。苏、沪、浙一带流行的越剧在当地并不受欢迎。5、太湖以西移民的双语现象。今天苏南吴语区的许多县，特别是太湖以西的，有许多祖籍是河南、湖北等地的居民。他们被称为“客民”或“客边人”。各地的“客民”人数没有统计。大致是丘陵地带入烟稀少，较穷，客民就多些，平地富裕的地方客民少些，甚至没有。这些客民多是大分散小聚居的。他们是太平天国战争后迁入的，虽然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但是一直到他们的父辈时代还保留河南或湖北的年节和婚丧的风俗。在与当地人交际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是道地的当地话，但是他们自己人互相交际时，却说“客边话”。或称“棚子话”，这是因为他们初来时只能搭建一些临时的棚子栖生。“客边话”大约是受当地吴语的影响，长期以来又跟原居地方言没有什么联系，所以跟北方话已有所不同。例如溧水县共和乡的客边话，其语音系统从总体上看是属于官话的，但是有些入声字却读成带喉塞尾，如“约”字读[io?]。读法跟吴语相仿。6、浙南和苏南同属吴语区而通话困难。今天的吴语区在历史上是从北向南开发的。春秋战国之际汉人的活动中心仅在今苏州、无锡附近（吴国）和绍兴、诸暨一带（越国）。秦汉时期苏南、浙北渐次得到开发。三国西晋以后始将开发范围推向浙南，唐代以后扩展到浙西南及边境地区，吴方言也就相应由北向南扩散。上述开发程序从今浙江各县的建置先后也可见一斑。秦代在浙江境内设置了十九个县，大部分集中在今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只有少数几个县位于浙西天目山和金衢诸暨盆地。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方言应该是有所差异的，南进的移民的先民大约是从今宁绍、杭嘉湖平原出发的，他们越走越远，方言也与古越地方言越来越歧异，再加上与土著百越语言的融合，发展到了后来，进到浙南的移民后代的方言跟出发地的方言竟至互相不能通话。从现代吴语来看，从北到南在地理上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在词汇、语法、语音上都有所表现。7、徽语与苏南吴语和浙南吴语的关系。《徽州府志·风俗》说：“俗参瓯骆。宋吕和叔云，歙地杂瓯语，号称难治。”歙县一带，秦时已从浙南、福建迁入大量越人。《越绝书》说：“乌程、余杭、黟、歙、元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东汉、三国时代，这些越人被称为山越，一直进行反抗*府统治的活动。所以宋人说歙地杂瓯语。瓯即瓯越，浙南瓯江流域的越人。但是今天的徽州方言和吴方言跟毗邻的太湖流域的吴语更接近，而跟温州（古东瓯）方言的相同点反而很少。不过徽州方言和温州方言仍有几处很重要的共同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语法上的两个特点。一是“添”（“再”的意思）修饰动词的是后置的：
普通话再打一点儿水｜再坐一会儿
徽州话打点水添｜坐一下添
温州话舀厘儿水添｜坐下儿添
二是量词可以兼用作指示代词和表领属的结构助词：
普通话你的那支钢笔呢?｜老王的那本书呢？
徽州话你支钢笔勒?｜老王本书勒？
温州话你支蓝水笔呢?｜老王本书呢？
以上这两种用法也见于汉语的闽、粤方言和壮语。这些方言或语言通用的地区正相当于古代闽越、南越和骆越所居地。还有一个地名的通名用字“漈”（或写作“磜”、“际”），在浙江只见于浙南，而不见于与皖南山区相邻接的浙西北山区，但是在皖南却有此类地名，如“石际山”。在一般词汇方面，徽州方言大多是跟太湖片吴语相同，但也可以找到个别明显是浙南吴语的词汇，如“嬉”（玩）、“吃天光”（吃早饭）、“好过”（舒服）等。只有这些蛛丝马迹还令我们想象徽州地区和温州地区古代居民的联系。8、上海话的前世今生。上海话（以市区老派为代表）的历史源头，一般人认为跟苏州话、宁波话关系最大。从现代上海居民成分的部分来源和某些语言成分来看，这种认识不无道理。不过，从早期上海方志来看，上海话的较早源头应该是宋元时代使用于华亭府（后改为松江府）的土话。嘉靖《上海县志》说：“方言视华亭为重。”同治《上海县志》也说：“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上海县是元至元年间从华亭县析置的。明代的华亭县（后来的松江县）的土语是跟嘉兴话，而不是跟苏州话更接近。正德《松江府志》和正德《华亭县志》在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所以，上海话的较早源头应该是跟嘉兴话关系密切的松江话，而不是苏州话，更不是宁波话。从明代方志来看，当时的松江府，嘉兴话最为人所器重，最带权威性。因为松江府是从元代以后才从嘉兴府独立出来，长期以来，松江在行*上是隶属*兴的。可见*治因素对语言影响的深远。到了清代嘉兴话的权威地位才让位给苏州话。现今上海话的权威地位是民国之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清代上海话的地位还远逊于苏州话。嘉庆《松江府志》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康熙《松江府志》也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姑苏为重。”所有清代方志一律不再提到“视嘉兴为重”了。所以，今上海地区的权威土语可以说是三易其主，即嘉兴话（明代，嘉定县除外）—→苏州话（清代）—→上海话（现代）。9、扬州话和南京话的方言变化速度。以“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著称的扬州是大运河边上的内港，历史上曾是长江南北交通的要冲和淮南盐业中心，商旅辐辏，人烟稠密，曾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销金一锅子”的说法，一百八十年前，其繁华发达不减南京。就方言来说，扬州和南京均属江淮官话区。但是自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开通之后，加上海运的日益发展，扬州在交通上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也远远落在南京的后头。反映在方言上，扬州方言的变化较慢，南京方言的变化较快。现在在南京城里已经难得听到老南京话了。南京话中“三”读为[san]，是非常典型的官话读音。而扬州话中“三”读音为[sE（元音鼻音化）]与苏州话的读音[sE（韵尾脱落）]非常接近，具有从官话向吴语过渡的特点。
扬州话、苏州话“三”的读音比较
10、当河流和*区的界线重合的时候，河流对方言的分区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今上海地区的方言可以明显地分成南北两小片。北片相当于旧太仓州，南片相当于松江府。这两片各自内部的一致性很强，各自的特点很明显。这两小片的分界线基本上和古松江相吻合。今日的吴淞江不过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但是在元代以前它是上海地区最大的河流。吴淞江古名淞江（松江），是一条东西走向独流入海的大河。今天的吴淞江和苏州河是它的上、中游，其下游早已淤塞。古淞江的江南、江北（嘉定、宝山、崇明）在清代之前历来属于不同的*区，所以它对方言分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朝代淞江北淞江南北宋苏州秀州南宋平江府嘉兴府元平江府松江府明苏州府松江府清太仓州松江府有些很小的河流当它和*区界线吻合的时候，也可以成为重要的方言分界线。如苏南吴语的西极是高淳县。高淳的西边和南边跟安徽宣城交界的自然标志是河流“水阳江”，属高淳一边完全讲高淳话，属宣城一边完全讲宣城话，同属吴语宣州片，但前者属太高小片，后者属铜泾小片，两者之间差别还是很明显的。11、江西上饶、广丰、玉山的吴语。从历史上来看，玉山是唐前期分衢州的常山和须江等县所置，本来跟衢州方言就同处一个板块之中的。上饶、广丰虽然从未与衢州同处一个二级*区之中，但是可以推测这一带在历史上早就说吴语，并不是晚近时代吴语才扩散到江西境内的。从南方方言地理演变的大势来看，在东晋至隋唐客家人第一次南迁到达江西中部之前，吴语的西境应远在这三县以西。客家人屡次南迁改变了江西原有方言的性质，并且迫使吴语的西境向东萎缩。据此，南宋时吴语的西境可包括饶州的东半和信州全部。辛弃疾《西江月·村居》：“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作于上饶带湖，如实地记录了这一现象。12、长江北岸通州和靖江吴语区。南宋时长江北岸的吴语区只有通州。当时的通州包括今南通、海门和如东的一部分。启东和如东部分地区当时尚未成陆。今天这一带地方（除南通市区已被官话侵占外）仍然是吴语区。再往上溯，今启东和海门在南朝时皆在海中，今南通则是长江口的一个荒凉的沙洲。后来南岸的吴语区人民渐次前去开发，把吴语也带到了那儿。北宋时沙洲与北岸相连，海门、启东和如东部分地区相继成陆，南通的吴语又扩散到这些地方。今靖江县南宋时也是长江中间的一个沙洲，沙洲上所说的话也应该是吴语。靖江跟北岸相连是晚近的事，在行*区划上一直到清代才脱离江南，而与江北同处一个*区。今天靖江县大部分地区还是讲吴语的。该县与泰兴、如皋的苏北话界线分明，基本上是以县界为方言分界线。不过这里所谓靖江使用吴语，主要是就语音系统而言的，在词汇上则受苏北江淮官话的严重侵蚀。往往是苏北词汇加上江南腔调。例如：
靖江烟筒脑壳子脸害病东西哪个
江南烟囱头面孔生病物事啥人
目前与泰兴交界的地带只有靖江人学泰兴话，而没有泰兴人学靖江话的。总的趋势是：靖江靠北岸之后，原有的吴语逐渐被北方话侵蚀，有可能被北方话彻底取代。（十一）地名背后的历史文化1、“市”字地名。在我国南方，尤其是两湖地区，有许多县以下小地名的通名是“市”字。在百万分之一的湖南省地图上就有五十一个含“市”字的小地名。其中最赫赫有名的要算是浏阳的文家市。文家市的“市”当然不是城市的“市”，而是历史上草市的遗迹。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滋生了许多作为商品交易集散地的草市的集镇（湖南衡东县至今还保留了一个叫做“草市”的地名）。这些草市经过发展，固定下来成为县辖的行*单位，名称就叫某市。这些市当中有些地理条件特别优越，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如果其行*级别相当于县或在县之上，为了跟原始意义的“市”相区别，就在原地名的后面再加上一个“市”，如湖北的沙市市和湖南的津市市。前者原来只是江陵县的一个外港，《宋史·河渠志》：“江陵府去城十余里有沙市，据水陆之中。”江陵在宋代以前一直是两湖地区最大的*治经济交通中心，在长江航道远离江陵以后，紧靠长江的沙市迅速发达起来，终于成为今天长江航线的十大港口之一。作为行*单位，我国的市有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级别高于或等于县，但在邻邦日本县下面辖市却是一种正式制度。日本全国*区划分为一都一道二府三十八县，都、道、府、县以下辖市。如著名的名古屋市就为奈良县所属。所以在日本绝不会出现象沙市市、景德镇市这样别扭的地名。日本的这种制度也是从古代中国搬过去的，不过经过规范之后，显得层次分明了。2、“郢”字地名。楚国受秦国威迫，数度迁都，但都称为“郢”。先后有“鄢郢”（今湖北宜城境内）、“鄀郢”（今湖北宜城东南）、“栽郢”（一作“载郢”，今荆州市纪南古城）、“陈郢”（今河南淮阳）、“寿郢”（寿春，即今安徽寿县）等。总的趋势向东迁移。目前在江淮地区的阜阳市、六安市、蚌埠市、淮南市、合肥市、滁州市有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以“郢”字命名的村镇，大多前面加上姓氏（有时加上大、小、老等字），如马郢、张郢、汪郢、刘郢、大邱郢、陈郢、孙家大郢、胡郢、邓郢、小徐郢、魏郢、杜郢、段郢、叶郢、朱郢、林郢、秦郢、杜戴郢、江老郢、蔡郢、小郝郢、田郢、周郢、李郢，也有加上方位词的，如中郢、后郢。而且重名很多，年8月20日，笔者在百度地图上输入“朱郢”，可以查到有84个这样的地名，其中蚌埠市4个，均在怀远；阜阳市5个，其中阜南4个，颍上1个；淮南市6个，其中淮南5个，凤台1个；滁州市10个，其中来安3个，滁州4个，明光3个；六安市24个，其中寿县18个，霍邱4个，六安2个；最夸张的是合肥市，达到了35个，其中合肥15个，肥西14个，长丰6个。这里的“郢”是村庄的意思，与“都城”的本义已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发人遐思。这或许从侧面印证，战国末年，有大量的楚人从江汉地区向东迁徙到江淮地区，以“郢”命名所居地，应该是一种故土难忘的情节吧。3、于、余、句（勾）、姑、夫、乌、无等地名冠首字。周秦之前，江、浙、闽、粤一带为百越所居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越人是现代壮侗语族居民的祖先。今天壮侗人民主要聚居于两广、贵州、云南一带。那么他们的祖先在撤离江南大片土地之后会不会留下越语地名呢？拿秦汉时代的吴越地名和古岭南地名来比较，发现在这两个地区有许多地名是相类似的，或者说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秦汉时代吴越一带（包括楚、齐、鲁）的此类地名有：于越、于陵、于菟、句章、句容、句余、句无、句注山、句卢山、句澨、句绎、姑苏、姑熊夷、姑蔑、姑末、夫椒、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余干、无锡、芜湖、无盐。古岭南一带（包括今云南、越南一带）的此类地名有：句町、苟漏山、姑幕、姑复、无功、无编、余发。这些地名的相似之处，一是冠首字类同，个别字虽然写法不同，但求之古音，则相合或相近；二是都属齐头式。这些地名源出古越语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第一，有的地名冠首字仍见于现代壮侗语族地区的大量地名中，如姑字（或写作古、个、过、歌等）冠首地名在今两广、云南、越南多至不可胜数。以“个”为例，有广西的个漾、个榜、个陋、个宕；云南的个旧、个马；越南的个奔、个多、个内、个下、个螺、个那、个蔗等等。第二，现代壮侗语地名也有齐头式的特点。第三，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冠首字也见于吴越王的名字。如句吴、句践、句亶、余善、余祭、余昧、夫差、夫?、无余、无壬、无曎、无颛、无彊（强）等。第四，这些人名和地名的确切含义今天已很难考见了，不过它们的冠首字，却可以确知只是古越语的发语词而已。东汉人服虔说：“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以“句吴”就是“吴”，“于越”就是“越”。其它冠首词的发语词性质也都可以一一考见。这些地名被用汉字记录下来之后，原义渐至湮没，后世不知其所由来，往往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如强解“乌伤”为“乌口皆伤”。以为“无锡”其地本来产锡，至汉代锡已采尽，故名。或者妄说：“后汉有樵客于山（指锡山）得铭云‘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皆无稽之谈。在现在的苏南、浙北、赣北和皖南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上述这类地名的残存，如句容、芜湖、无锡、余干、余姚、乌程等。4、步、埠、浦、濑、罗等地名专用字。南方有大量含步或埠字地名。就地名而言，“埠”字是“步”字的俗书。《青箱杂记》说：“岭南谓水津为步。”《正字通》说：“吴楚间谓浦为步。”柳宗元在《永州铁炉步志》中也说：“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通俗地说，“步”就是码头，而且是水陆码头。“步”字的这个含义在古代只用于南方。宋代之前见于著录的部分含“步”字地名有：步北泽（以上西汉）、瓜步山、步头、贾勇步、步日赕、铁炉步（以上唐）、故步镇、成家步镇、城步寨、石步镇、麻步镇（以上北宋）、长步、谢步、瓜步（以上南宋）。比较有名的是南宋时期淮南东路扬州的“瓜步”。见于宋代以后著录的“步”或写作“埠”字。只是“埠”字地名的分布地区稍稍向北移至河南、山东，可能是这种地名后来向北传布的结果。南方另一个类似的极为常见的地名用字是“浦”。“浦”和“步”音近义同。《述异记》认为“吴楚间谓浦为步，语之讹耳”。似乎是说“步”是吴楚语，“浦”是北方汉语。其实古代浦字地名并不见于北方，其分布地区大致和“步”字相同。汉代以前的“浦”字地名，如夏浦、庸浦、荒浦、合浦、胥浦、回浦、荔浦、营浦。一直到现代“浦”字地名也还只是集中在南方。“浦”和“步”字很可能都是出于古越语的同一个词。北方称河流历来常用河和水两字，南方却历来常用江和溪两字。“江”和“溪”两字的语源可能与古代南方语言有关。南方另一个跟水有关的地名用字是“濑”。“濑”是古越语。臣瓒注《汉书·武帝传》曰：“濑，湍也，吴越谓之濑，中国谓之碛。伍子胥书有下濑船。”据《越绝书》记载，今江苏溧阳有濑水，为伍子胥乞食投金处。见于历史文献的濑字地名只是分布于南方，即浙、闽、粤、桂、滇西、川南、苏南。这些地名如：同濑、铜濑（西汉益州）、濑溪（南朝齐湘州）、濑皮溪（唐剑南道）、濑水（明南京应天府）、山仔濑、掌濑、洪濑（清福建省）、石濑溪（清浙江省杭州府）。现代广西壮族聚居区和越南北方有大量以罗字冠首的山名或其地在山区的地名。这个“罗”字有时又被记作渌、六、禄等字。在现代壮侗语中“山“称为[lu:k]。[lu:k]的原始形式和汉字“罗”的上古音是很接近的。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认为，南方山名中的“罗”和壮侗语的[lu:k]是同出一源的，都是山的意思。“罗”是古壮侗语的记音，这些山名即是壮侗人的祖先——古百越人遗留下来的。这些山名的构成方式也跟壮侗语一样，即以大名冠首的齐头式。见于宋代之前文献记录的这一类山名举例如下：罗浮山（东晋广州）、罗山（隋义阳郡）、罗山城（唐剑南道）、苎罗（萝）山（唐江南东道）。见于明代《读史方舆纪要》的罗字山名就更多了。这些山名的集中地区的北界是浙江北部、河南极南部、湖北、贵州、四川极南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同一个罗字地名见于好几个不同的地点。如广东的博罗、电白、兴宁、平远，江苏的泰县，广西的钦州、防城，浙江的永嘉都有罗浮山。浙江的永嘉、桐庐，河南的信阳，江西的崇仁，广东的清远、肇庆、广宁都有大罗山（或罗山）。“大”和“山”是汉语成分，“罗”是古越语遗存，本来就是“山”的意思，后来的汉人不明原意，复加上“山”字，以致架床叠屋。就好像有人把“长江”英译为theChangjiangRiver，把“黄河”英译为theHuangheRiver，jiang和he其实都是river。编写于年8月20日
参考和引用书籍：
1、《中国语言地图集》，李荣、温棣帆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年
2、《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0月
3、《汉语方言地理学》，项梦冰、曹晖编，中国文史出版社，5年8月
4、《七彩方言:方言与文化趣谈》,甘于恩、刘倩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6年1月
5、《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0月
殷世荣往期作品回顾：殷世荣｜何处是江南
殷世荣，博雅书院作家群成员。一九八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概率统计专业，并在胜利油田参加工作。现居山东东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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