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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方言调查研究及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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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黔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5期，第5-12页
[摘要]江苏方言的调查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国现代方言学的肇始联系在一起，是中国现代方言学的缩影。本文对江苏方言调查研究的现状及历史进行梳理和评述。考察方言地理、语言接触、方言数据库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仍有拓展空间。应加强方言田野调查，做好语言本体的原创性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建设高水平的语言调查研究队伍。
[关键词]江苏方言；调查研究；方言史
一
我国方言资源丰富，调查研究历史悠久。江苏跨江越淮，南北文化交汇融合，语言现象复杂多样。拥有中原官话、江淮方言和吴方言，由北向南依次过渡，是方言研究的富矿。江苏方言研究可上溯至汉代扬雄《方言》，其中“吴扬”“江淮”之域今属江苏。此后历代文献不乏记载，至明清尤盛，各方言区均有专著问世。明李登著《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为考察明代江淮方言提供了宝贵材料；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民国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张羽屏《江都方言考释》等对江苏方言词汇进行了诠释和比较。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学者也对江苏的方言作过调查和记录，如奥地利汉学家屈耐特（FrankKhünert）《南京字汇》（）、德国何美龄（K.Hemeling）《南京官话》（）等。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记录了20多个汉语方言余个单字读音，其中包括南京方言。这些都是江苏方言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江苏方言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我国学者开始进行系统的汉语方言调查。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描写了33处吴方言，其中包括江苏宜兴、溧阳、金坛、丹阳等14个方言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年赵氏发表《南京音系》，采用严式音标记音，描写南京方言语音系统，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技术和方法调查南京方言的开端。此时的汉语方言学研究以南京为基地，以江苏为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江苏方言的调查研究，与中国现代方言学的肇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现代方言学的一个缩影。
五六十年代，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共调查多个县市的方言，编辑出版了多种调查报告、10多个省区的方言概况和60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在此背景下，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成立了方言研究室和调查组，以江苏各县市*府所在地为代表点，展开大规模方言调查，包括南京、扬州、泰州、苏州、常州、徐州等。编写18本学习普通话手册，归纳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为推广普通话服务。
在此期间，江苏省方言调查指导组联合上海市，调查74个县市（江苏62个）的方言，出版《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探讨方言分区的标准，首次将江苏方言分成四区，总结各区方言的特点，集中体现了江苏方言普查成果。《概况》列南京、苏州、扬州、徐州等17个点的个单字音对照表和条常用词对照表，材料丰富，是勾连江苏方言语音史、词汇史的重要一环，“是汉语规范化时期江苏方言研究的代表作”[1]。
此外，一些专著和论文也不断涌现。如廖序东《苏州语音》（）、王世华《扬州话音系》（）、鲍明炜《南京方言中几个问题的调查》（）、俞扬《泰州话里的文白异读》（）、蒋希文《赣榆方言的声母》（）、金有景《苏州方言的方位指示词》（）、丁邦新《如皋方言的音韵》（）等。
二
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的方言研究进入繁荣期。顺应全国新编地方志的大潮，江苏各地方言得以重新调查编写入志。一些县市在此基础上大而扩之，出版了方言专志。如李申《徐州方言志》（），叶祥苓《苏州方言志》（），张建民《泰县方言志》（），费加、孙力《南京方言志》（），张丙钊《兴化方言志》（）等。方言志编纂成员多为调查研究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学术功力，各点调查报告均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江苏省志·方言志》（），“采取突出重点，照顾全面的方针”[2]，整理归纳全省68个县市的语音系统，选取25个作为重点方言，调查字音、词汇和语法，均列对照表。将江苏方言分为3区7片，选择苏州、常州、南京、扬州、泰州、徐州、赣榆等7个最具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与《概况》相比，增加了语法部分，收录25个方言点52个可供对比的例句，基本反映了江苏方言的语法特征。该书“既有静态的描写，又有动态的分析”“既有类别又有层次，而且与全国汉语方言分区接轨，系属分明”[3]，是江苏方言调查研究的里程碑。
词汇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社科院语言所组织编写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包括分卷本和综合本。词典体例统一，每种收录方言词汇条以上，均用国际音标注音。江苏方言入编的有叶祥苓《苏州方言词典》（），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王世华、黄继林《扬州方言词典》（），苏晓青、吕永卫《徐州方言词典》（）等5卷，涵盖江苏境内吴语、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三种方言，兼顾新老差异、地域差异等。注释广泛采用山歌、谣谚、俗语、歇后语等方言口语用例，不仅较好地反映了五地方言词汇的基本面貌，也展示了江苏地方文化的丰富内涵。方言志和方言词典侧重描写共时层面的语言事实，记录江苏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及其特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材料。
另有进行专题研究的一批论文和专著发表和出版，既有单点方言的深入探讨，又有区域方言的综合比较，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拓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语音研究更为深入。在连读变调、浊声母性质等重难点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叶祥苓《关于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引发学界对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热烈讨论，张家茂（），谢自立（），钱乃荣、石汝杰（）等均撰专文探讨。江苏其他地区亦有讨论，如连云港（岩田礼）、镇江（张洪年）、常熟（翁寿元）等，深化了对江苏方言连读变调问题的认识。80年代后，对吴语全浊声母特征与性质的探讨更进一步。曹剑芬《常阴沙话古全浊声母的发音特点》（）、石锋《苏州话浊塞音的声学特征》（）等采用实验的方法，提取浊声母的声学特征，探索“清音浊流”的演变动因和机制，为了解古今声母演变及其与声调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二，区域方言比较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许宝华、游汝杰《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讨论江苏南部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和分区问题。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首次对通泰方言进行内部分区，比较通泰方言东、中、西三区声母演变、韵母分合、调类归并等方面的差异，探讨演变不平衡的原因及规律。鲍明炜、王均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调查记录具有代表性的南通、如皋、海门和四甲等方言，北与北京、南京、扬州，南与苏州等方言比较，以见南通地区方言的过渡性质，是该地区方言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成果。王健《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考察苏皖方言进行体、持续体和存续体的表现形式等，探讨方言的区域性特征，“可以说是第一部研究方言语法的‘区域方言学’著作”[4]。
其三，方言语法研究取得长足进步。长期以来，方言研究侧重语音和词汇，语法研究较为薄弱。80年代以后，关于江苏方言语法的讨论逐渐增多，也更为深入。吕叔湘《丹阳方言的指代词》（）、王世华《扬州话里两种反复问句共存》（）、刘丹青《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俞扬《泰州方言的疑问句》（）等，对单点方言的语法进行了专题讨论。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游汝杰《吴语里的反复问句》（）等亦都涉及江苏方言。语法专著也相继问世。如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着重探讨苏州方言构词法、指代词、语气词、疑问句、体貌系统等，为构建方言语法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汪如东《江淮方言泰如片与吴语的语法比较研究》（），分析泰如片方言与吴语在构词法、疑问句、体貌类型等的异同，“对江淮方言、尤其是泰如片的语法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邻近方言、尤其是吴语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
其四，方言史研究受到学界
